梁启超：扬天地正气，开国民心智

在民国的一众大师中，我是最佩服任公文笔的，政论文章读来气势恢宏，波澜壮阔，学术著作亦文笔流畅，俯仰生姿，每当我听到学生们高声朗诵他的《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时，便热血沸腾，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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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公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在学术上成就上的面目却很是模糊，如同被黄侃讥讽为太监，“有上没有下”的胡适一样，总有一种虎头蛇尾之感，实在说不清楚他在哪个学术领域做了什么杰出贡献，与其说是国学大师之声名，远不如他在政治上的作为来得响亮。

我知道他也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识得的，他的名字是同康有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所谓“康梁”或保皇党一类，其中最著名的， 是领导和发起了“公车上书”及“戊戌变法”，积极鼓吹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所以我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以为他是一位政治人物。

而现在，梁启超的声名似乎是附着在一群优秀的子女身上，网上连篇累牍且内容雷同的，尽是他那九个子女如何了得的罗列，所谓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就如同东晋的谢安教育谢氏子弟一般，让人不厌其烦，给人的感觉，他就是一位成功的家庭教育家，将子女们俱培养成国家栋梁，至于其他，俱云雾中。

作为著名的政治家和民主人士，梁启超被称为“民国的百科全书”似的人物，他不仅是著名学者和国学大师，还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是清末以来最伟大的学者，至少是之一。

他字卓如，号任公，广东省新会县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被世人誉为“岭南奇才”，18岁接受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并拜于其门下，热衷宣传和鼓动君主立宪，从此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他不仅同乃师康有为一起发起“公车上书”运动，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创立《时务报》，不遗余力地鼓吹革新还，在后来的“百日维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并度过了十数年的时光，所以他的思想中，日本的各项政治制度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他加入袁世凯内阁，担任司法总长一职，袁称帝时，他竭力反对，后加入北洋段祺瑞政府，在此期间，他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段祺瑞倒台后，梁启超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转而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192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被误诊误治而逝世，年56岁。

梁启超的一生是勇于探索和求真的一生，他天资聪颖又禀赋通达，性情温和又正气凛然，思维活跃，视野开阔，然褒贬相伴终身，一生经历跌宕起伏。

他似乎一生都没有成功过，在晚清时，政治上他是以保皇派和改良派的形象示人，在北洋时，他在保袁和反袁间转换，使得他在探索中屡屡陷入失望之境地，最后终于退出政坛。

他在学术上不断地提出新思想，又不停地进行自我否定，至今未在某个领域取得丰硕之成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说，是“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因此，作为国学大师，他也未能形成骄人的思想和学术体系。

对此，他自己也曾反省过，说自己是因为事事好学反而没能专学出什么成果；这倒也是实情，梁任公于学问上缺乏一种狠劲，这也同他的性情相关，他提倡的是“趣味主义”， 主张学问贵在趣味，并专门写有《学问之趣味》一文。

对此就不太好评论了，可能见仁见智吧，将兴趣融入生活，对子女的教育肯定是有大好处的，但兴趣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不同而变化的，如果对这一个学术专家来说，怕就会成为硬伤，更何况梁先生是一位关注时局之人，在那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如果仅凭兴趣，在学术上难有所成就应该也是必然的吧。

所以，从梁启超的成就来看，他首先是一位学者，有着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文化人，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宣传新思想、新文学和新制度，他创办学堂、开启民智，他提出“中华民族”之概念，为强化民族凝聚力居功至伟。

其次，他又是一位政治家，除了众所周知的领导“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外，他积极投身救国大业，提出各种改革设想，在探索和失败一直不气馁，勇往直前，用他那一支如椽巨笔，宣传鼓动革命，即使在退出政坛后，也依然对历史的进程抱着深度的热忱。

梁启超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身上有着众多的标签，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如革命的探寻者和坚定的保皇派等等，但毋庸置疑，他是那个时代杰出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更是一种品格的代表。

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人，提颅冒死，殚精竭虑，在挫折中不断地调整前进的方向，矢志努力，在逆境中挣扎奋斗，才有了后来之人正确的前进方向，也才有了今天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巍巍大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