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明朝的驿站，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八成是 –李自成。实际上李自成这个人对于明朝的灭亡来说并不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愿意造反的人数不胜数。没有他李自成还有王自成、赵自成......但是驿站在明朝的兴盛以及灭亡过程中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洪武元年正月，刚刚登上皇帝位的太祖就下令重建元朝时期遍布全国的驿站。除了修葺驿所、道路、招募人员，太祖也在元朝的基础上对驿站网络和制度进行了扩充和改革。这一套系统明亡之后也被清朝继用，直到近代。

(资料图)

首先，太祖将驿站简化并归类为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三种。

元朝的驿站主要是根据运输工具来分类，例如有马、车、牛、驼、驴、船、狗、轿等多种驿站。使用者根据具体的时效、运输等要求来选用对应的驿站。

想法很好，但是操作很难。因为不可能每一种驿站都遍布全国建立一套，所以实际使用过程中管理维护麻烦、使用也麻烦。尤其是对于大宗货物，运输的效率很低。

太祖将这些驿站简化为水驿和马驿，主要负责公文输送并承担相关人员的饮食、住宿。运输工具的单一化让管理效率大增，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管理和维护的成本。

注：太祖觉得乘轿是“以人为畜”，除了对乘轿资格有严格规定“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也取消了驿站系统中“轿子”这种交通工具。所以张居正返乡治丧时才有由头去制作那惊世骇俗的轿子。

针对货物运输，太祖首创了“递运所”系统。原则上每个城池设立一个，货物的运输方式一般不是直达，有些类似现代物流的节点模式。各城池的递运所只负责和周边城池之间的转运业务，这样可以有效提高物资的运输效率。

专门传送紧急消息和公文的“急递铺”系统被保留，但是太祖增加了密度 – “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传递速度。

说到“急递铺”，就不能不提一下铺兵（驿卒）的辛苦。明朝对急递铺的传递速度有明确的规定：

递送公文，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行三百里。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注：三刻换算后是四十三分钟，各铺间距5至10公里。

而马匹受天气、地形的影响特别大。天黑了跑不起来；地面起伏不平跑不起来；雨雪天泥泞湿滑跑不起来；山路跑不起来......而紧急公文是不关心这些的，来了就必须按时送达，否则至少是杖刑。因此为了保障时效，驿卒（铺兵）在艰险路段以及恶劣天气时反而得靠双腿去飞奔。

其次，太祖对驿站的使用也做了严格的规定。

太祖规定驿站的使用者仅限朝廷。为了防止朝廷官员们以权滥用，太祖建立了“符验”制度。使用者需要先申请使用驿站的驿符，到驿站后经驿丞核验无误后方可使用。但是这个制度却有着重大的漏洞，以至于其后效果寥寥，形同虚设（后文详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太祖建设驿站系统的决心以及恒心非常足。洪武元年天下还有一半没有打下来，太祖就要求明军像罗马军团一样，边打仗边修路。修葺驿路更是成了考核各地方官员的要务。

在太祖的强力推动下，明朝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建设出了总长十四万里，遍布大江南北的交通运输网。其功用这里就不赘述了，虽然驿站系统是朝廷专用，但是道路本身朝廷并不限制平民使用。“要想富、先修路”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明朝能从长期战乱的废墟中迅速爬起来，并支撑成祖长达二十年的穷兵黩武，这个交通运输网功不可没。如此利国利民的驿站系统，后来为什么又变得害国害民了？首要的原因是朝廷对于驿站系统的管理设计有问题。

明朝的驿站设置细分到了地方州县，但是明朝别说州县一级的驿站管理部门，连布政使司（省）一级的驿站管理部门都没有。所有的驿站直属兵部车驾司管理，这就导致地方府衙无法统筹调配自己地区的驿站，严重限制了驿站的使用效率。

虽然朝廷直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车驾司并不是只管驿站的部门，它还负责掌卤簿、仪仗、禁卫、厩牧等事。本身管全国数千驿站就忙不过来，车驾司还大量负责需要围着皇帝转的事情，他们实际能投入驿站管理上的精力和资源是可想而知的。

管理都忙不过来，督察就更不用提了。而且太祖制定“符验”制度的时候并未想到后世官员会如此大胆，因此没有在驿符内容、格式上设计限制。例如注明时效、路径、具体使用人员及数量等等。驿站很快就成了腐败的聚集所。

注：上图为洪武二十三年的一份驿符，内容为“皇帝圣旨：公差人员经过驿站，持此符验，方许应付马匹。如无此符，擅便给驿，各驿官吏不行执法徇情应付者，俱各治以重罪，宜令准此。”可以看出这份“驿符”全国通用，而且没有明确的人员限定。明朝的地理学家徐霞客能四处寻山访水，靠的就是这个东西。

于是“驿符”就变成了白吃白喝的饭票，很多官员不但给自己讨要，还给自己的亲戚、从属讨要，甚至成了官员们互相馈赠的礼物。更有甚者利用递运所为自己经商免费运输货物或者替他人运输货物来牟利。

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的过程中，牲畜要吃草料，负责运输的役夫也要饮食。原则上这些费用都由驿符持有者先行垫付，到下一个驿站后报销。但是实际吃了多少，就不是那么容易核验的事情了。

很快贪官们就发现了这个漏洞，他们也不再满足于白吃白喝了，他们还要白拿。这些贪官们自然是多填多报，一趟长途旅行下来能捞不少。如果闲着没事做，找个自己喜欢的路线来回跑几趟，发家致富就不是梦了。

直到世宗登基，推行“嘉靖革新”才堵在这个漏洞。要求发放“驿符”时注明使用者信息以及行程路径等。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因为早已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漏洞。

车驾司只是兵部下属的一个司，其职权在朝廷本就属于中等偏下。永乐后随着文官职权的扩大，特别是内阁地位的迅速抬升。车马司不要说抗拒朝堂大员的要求，连他们的属从也不敢得罪。

所以即便是要求“驿符”写明使用者信息和行程信息又怎么样？大不了多拿几张“驿符”，要去哪里就用哪张。

最后驿站糟糕地支出管理，将驿站所有的问题汇总后，转嫁到平民头上。

从驿站的工作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净支出无盈利的服务部门。每个驿站看着不大，但是运营成本一点也不低，人员俸禄、驿站及道路维护、运输成本（马匹、草料、船只、车辆等等）等等合计起来不是小数。

这些费用即便是没有腐败的加持，车驾司也承担不起。不过太祖制定制度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让车驾司来承担，他将驿站的支出交由其所在地州县负责。

地方州县的正税中实际没有针对驿站支出的税种，因此每年各地方需要根据驿站的实际消耗额外去征收，也就是摊派（按户平均）。

因为没有定额，应该征收多少完全是官员们说了算，加上摊派给平民的“驿费”大部分都不是容易核查的银钱，而是徭役（例如征丁参与运输、维修道路等等），所以特别容易滋生腐败。

所以官员们常用打着征役的幌子行盘剥之实，逼迫平民出钱免役。一方面中饱私囊，另一方面又让驿站难以获取实际所需的徭役。而驿站运营困难的问题，多以民力匮乏为由丢给朝廷。朝廷如果下发钱粮资助，则又可以捞一笔。

另外即便是地方官员们不贪，他们也无法完全遏制驿站的腐败，原因是地方州县并不能有效管理驿站的实际账目。

因为负责管理驿站的驿丞等虽然名义上是州县的从属，但他们在人事制度上直接隶属于兵部，州县并不能有效管理他们。管理制度上有漏洞，那自然会产生腐败和黑暗了。这些驿丞很容易就可以和过往官员狼狈为奸在账目上做手脚。

官员们在驿站上的腐败就是这么被进一步放大然后又转移到平民头上。随着明朝腐化程度的加深，平民在这个方面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虽然张璁、高拱、张居正当政时都整治过驿站私用、核销贪腐等问题，但是效果并不大。

因为他们为了降低改革的阻力都着眼于基层的约束，例如都是严格监察驿站的使用、核算各驿站的报销等等；而回避了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例如提高驿站的管理部门、改革“驿符”的发放和管理制度等等。结果就是治标不治本，人走茶凉。

在这种反复拉锯中，民众深受其害、朝廷又觉得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因此朝廷对驿站的看法也越来越偏颇，觉得驿站是个啥用没有只会消耗钱粮惹麻烦的“鸡肋”，还不如裁撤掉一了百了。

一个为皇朝做出巨大贡献的系统，数万为皇朝辛苦付出的驿卒，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成了背锅侠。朝廷和皇朝都这样了，李自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造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