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传统观念当中，战争的主角一向都是男性。前苏联女作家阿列克茜叶维契的著名纪实小说《战争中没有女性》，在很多情况下都被解读成为一句名言——战争让女人走开——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还有同名的影视作品被搬上大屏幕。

即使在古希腊神话中有着英勇善战的亚马逊女战士，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千古佳话，但在现实当中，女人都是残酷战争下的牺牲品，是征服者的胜利品，或者是歌颂英雄诗篇中陪衬的绿叶。男人眼中她们真正该做的就是当个好妻子，生儿育女料理家务。

■木兰从军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但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关于花木兰的姓氏、籍贯等，史书并无确切记载。

(资料图片)

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管男人们多么地百般不愿，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庞大规模战事，遍及全球的战场，巨大的人员伤亡，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只靠男人已经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

二战各主要参战国几乎都动员了女性参与战争相关的工作，而当人员缺口进一步扩大时，有些国家甚至将女性送到了军事岗位上。在盟军一方，女性接过了通信、防空、机关办公等工作，她们属于作战部队的辅助单位。而在苏联，女性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新社会形态的妇女理论指导下，很多女性直接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苏德战场上活跃着大批红军的女兵、女狙击手、女坦克手、女炮兵、女水兵和女飞行员。在轴心国占领的区域，特别是南斯拉夫和法国，也有妇女拿起武器投入到战斗中。

■二战中的苏军女狙击手英姿。战争期间有超过80万苏联女性加入武装部队服役，近20万人获得勋章，其中89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但和以上广为人知的形象相比，第三帝国时期的女性形象则较鲜为人知，人们在高谈阔论战争时似乎总是忽略了德国的另一半。事实上，德国高层为保持他们的战争机器顺利运转动员了大量女性。到战争末期，军事岗位上服役的女性辅助人员多达50万名，这还不包括在后方为军事工业和交通邮政系统工作的数百万女性劳动大军。只是德国人始终坚持着一个底线——即使前线情况再无可救药，即使整个国家战败投降，也不能将女性直接投入一线战场。因为阳盛阴衰的德国人在骨子里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男人连女人都保护不了，连女人都需要上战场，那么这个国家已经完蛋了。

公允的讲，和所面临的战争压力相比，二战中的德国人始终没有完全开发出他们的女性劳动力。在把女性带到非传统岗位上时，德国当局总是表现出疑惑和犹豫不决，只有当人力问题变得不可解决时，他们才带着矛盾的心理和佯装的热情把“本属于男人的工作”交给女性。把这单纯归结为德国元首希特勒个人对女性能力的“狭隘认知”显然是不客观的，因为国社党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无论是作为政治手腕也好还是真正的狂热信仰也罢，它的政策总是倾向于传统和民族文化，所以能够迎合广大的德国民众。而对于传统的德国妇女角色，没有什么比德皇威廉二世的三个K更能概括它了，即“教堂（Kirche）、厨房（Kuche）、孩子（Kind）”。

■在德国人的文化传统中，妇女的角色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庭内生活，而不是外出工作。

尽管极力掩饰，但是通过一份希特勒与德国妇女协会领导的讲话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在女性政策方面他仍是个不折不扣的传统主义者：“只要我们的男性还健康有力——这正是我们国社党人所希望的——在德国的土地上就绝对不会出现女兵营，也不会有什么女狙击手。这根本谈不上女权，恰恰相反，这是危害女权。妇女所蕴含的劳动潜力是极其广大的，妇女们永远是男性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最忠诚的伙伴。有人总对我说：‘你是想让女人们远离工作。’不，我只是给你们描绘一个更伟大的前景：人人能成家，家家都得子，孩子才是我们民族最需要的。如果现在我面前站着两个女人，一位是学识渊博的女法学家，另一位则是生养了五六个甚至七个健康孩子的母亲，以我们民族永恒的价值观来讲，那位生养多个孩子的女性无疑对我们民族的未来贡献更大，功绩更多！”

在1932年，国社党正是凭着这样的宣传，凭着为200万“过剩妇女”找到丈夫、为男人找到工作的许诺赢得了大量女性选民的选票。1933年，带着“给所有男人工作”的承诺上台的国社党通过强制立法解雇了所有丈夫在政府工作的妇女，35岁以下的妇女不能获得长期职位，已婚的女性医生和公务员被强行解雇。1936年6月起，妇女不得再担任法官和检察官。同时，德国当局还发放婚姻贷款鼓励女性放弃工作，对此戈培尔表示：“让妇女从公共生活中走开，是恢复她们既有的荣誉……”

■第三帝国时期的一个模范德国家庭：男主人担任政府公职，女主人操持家务，并生育了7个子女。

唯一能令这些德国传统妇女思想做出变通的，就是完全的实用主义，国家的需要就是命令，哪怕这些命令实际上是完全前后矛盾的。从1936年“四年计划”开始实施起，重整军备和国防军的重建导致社会劳动力开始短缺。于是，一系列限制妇女就业的政策纷纷被放宽或解除。政府为妇女进入工作市场还将1938年专门设立为“服务年”（Dienstjahr），向希望工作的妇女提供帮助。这时候，德国官方的宣传口吻变成了妇女在办公室和工厂工作将更加幸福。

虽然预先颁布了这样或那样的法令，但是只要战争还未到来，国社党仍然不愿打破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奥地利和捷克的顺利兼并使希特勒确信，战争不再会是旷日持久，而是速战速决。那些促使女性去工作的措施还多为志愿而非强迫，没必要如此迫切地去开发女性劳动力。例如，对青年男性来讲，加入帝国劳工阵线（RAD）进行劳动从1935年起就变成了强制义务。而RADwJ（帝国劳工阵线的女性分支）直到1939年都是自愿加入，对青年女性来讲直到战争开始后加入RAD才宣布成为义务，但即使这一点也从没有被贯彻落实过，在德国60万适龄女性中，只有15万加入了RAD。

■1940年德国击败法国后，在巴黎街头列队行进的德国国防军女性辅助人员。

当德国发动全面战争以后，官方开始把妇女纳入为战争服务的轨道，其妇女政策再次发生转变——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通过立法要求所有妇女到就业办公室登记。按性别进行分工的规则消失了，妇女进入建筑部门、军工厂、船坞和铸造厂工作。宣传部门开始宣称“妇女不仅是民族永远的母亲，而且是男子工作和打仗的战友”，希特勒开始赞扬妇女“带着铁的纪律加入到战斗的德国团队中”的行为。

随着战争的进行，第三帝国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1941年10月发布的一条法令要求所有在帝国劳工阵线服务的女性，在6个月的规定期满后再延长6个月。这期间，妇女要进行社会服务，诸如在医院照看病人，帮助多子女家庭照看孩子。1943年1月，政府要求所有未育的17到45岁女性前往劳动局登记，到6月有150万妇女注册登记，所有劳动者中女性的比例从27%上升到了32%，而到当年年末已有大约785万女性工作于为战争服务的领域。

■1944年参加培训的德军女性辅助人员，属于第4高炮师。

1944年7月22日，为了榨取最后的劳动力，德国妇女的征召年龄被延长到50岁。1944年11月29日，德国政府下令组建“国防军辅助军团”（Wehrmachthelferinnnenkorps），目的是以15万名女性来替换陆海空三军地面部队中某些特定岗位的男性，再把后者送到一线作战岗位。这些女性成员的工作岗位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作为电话接线员、电传接线员、无线电接线员、速记打字员、办公室助理和信使；

2.在德国防空部队中担任侦听服务、飞行监视服务、飞行报告服务、气象服务、战斗机控制服务和防空服务；

3.在高炮部队的对空防御中，操作探照灯或作为高射炮辅助装置的辅助操作人员

4.在军事医疗服务中，担任德国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志愿护理人员。

■德国空军的女性辅助人员在野外使用听音器，监听盟军战机的动向。

直到帝国行将毁灭的1945年3月，希特勒终于打破了“有幼儿的已婚妇女、老年妇女以及中间阶层的妇女”这条他认为不适合投入工作者的底线，决定再把80万主要由妇女构成的劳动大军投入到军工企业中，并认为“现在劳动力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无论是已婚妇女还是未婚的妇女，必须把一切人力投入使用”。和那些战争末期德国高层的孤注一掷和奇思异想一样，这条命令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第三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妇女地位是如此传统和反现代，但是“生存空间”这一最高目标，战争压力下迫切的现实需求，恰恰让他们将德意志女性推到了一个与他们梦想中背道而驰的地位。女性们接过了非传统的工作，接过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体现出对德意志传统而言非凡的现代特征，这无疑具有一定的讽刺性。不过德国即使到战败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允许女性走上一线战场，因为他们深知如果这个国家连男人们都拯救不了，还能依靠女性吗？

■二战当中有超过50万名德国女性曾短期或长期担任国防军辅助人员，其中一半以上是志愿者。即使会面对危险的工作，但她们从没有走上一线战场作战，这是德国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