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人到底有何特殊，连坐镇一方的知县都不敢轻易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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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在古代为正七品官员，看上去好像品级很低下，但是他作为一个地方一个县城的地方官，对当地可是有绝对的话语权，手中的权力其实非常地大。

就具体的职务而言，知县不仅要管理整一个县城的治安、生产和军事，可以说是地方的一把手。尤其在“皇权不下县”的古代时期，知县可以说是地方上的“土皇帝”。

在知县面前，正六品的武官也不够看。虽然知县权力这么大，但是不敢轻易得罪没有品级的举人。

如果一个县里面有人考中了举人，知县大人还会登门祝贺。所以，举人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让知县都会笑口相迎呢？

那是因为举人比知县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下一刻就变成了知县的上级，知县畏惧这种未知数。

知县的由来

在讲举人特殊性之前，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古代的知县，为什么会说正七品的知县权力会如此大呢？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虽然实行分封制，但周天子也会自留一些土地，那这些土地就需要派专人全区管理，而这个管理者就是知县的雏形。

直到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郡县制被广泛推行，各地的知府县令是由统治者直接选拔派出，不过当时县令是可以在地方长久工作的。

但是经过唐宋时期的地方叛乱，统治者自然很害怕地方官府会架空朝廷。

既然有这些风险，皇上自然更愿意直接派朝廷的官员前往地方担任管理者，而这些下派的官员就如同京官一样，权力和声望都比县令更大。

而这知县就比县令好管理，县令是地方的官员，但是知县是朝廷派去的，权力是来自皇权，而且这任职的区域是会随时变动，这就避免的地方的割据。

既然知县顶着朝廷的光环，还能管理地方的各种事务，自然在地方上权力是最大的。

有句话叫做“天高皇帝远”，虽然对于朝廷来说知县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在一个县里，哪怕是乡绅豪强都不敢得罪知县。

什么人有资格被派去地方担任知县呢？

答案就是科举考试中通过乡试的“举人”！

自从隋唐时期科举制被广泛推行之后，朝廷官员的选拔打破了以往士族垄断的限制，官员的任命都是以科举成绩为最终确定。

比如明清时期，知县一个七品官员，大部分都是刚刚中举的举人所担任的，当然啦，还有一小部分是高官子弟到基层历练的。

在古代只要通过童试就能够成为秀才，成为秀才后再通过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只要成绩合格，就能够成为“举人”了。

成为举人之后可以说一只脚就已经踏入了官场的大门，如果想当官，自然就能被委任到某个地方担任知县。

举人的特殊性在哪里？

上面也说了，古代的官员选拔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的，大概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乡试和会试。

前三个是“童试”考取秀才的三个等级，成为秀才之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考中之后就成为“举人”了。

举人具备了两项资格，第一个就是上面所说得能够直接做官的资格，而第二个就是有资格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正因为这项资格赋予了举人的无限可能性。

如果举人在“会试”的考试中能达到合格，就成为了贡士，就能够被荐举给天子，成为了能够出任朝廷官员的优秀人才。

不仅如此，贡士还能够参加由皇上亲自主持的殿试，只要踏入了殿试的大门，就没有淘汰这一说。

因为能够参与殿试的人都是优秀人才，只有排名这个说法，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这些成绩高低的分类而已。

换句话说，只要举人在会试中考试合格，最差的都能够混得一个“同进士出身”，在朝廷中能进入三省六部担任某部门的官员，哪怕外放也能够直接担任正七品的官员，或者受人举荐还能出任更高品级的职位。

所以对于知县而言，每一个举人都有可能在将来成为自己的同事甚至是上司，肯定不能随意得罪。

哪有人会问了，只要举人在会试中落选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其实不然，就算举人考试考砸了，他同样也具备做官的资格，一般来说会做比知县低一级的县丞，或者有人举荐也能够直接出任某地所缺的知县。

既然如此，无论考不考得中，举人都会是知县的同僚，那知县又何必为自己树敌呢？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政敌。

举人的其他特权

在古代社会，因为皇权不下县的缘故，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都是由地方乡绅来管理的，而这些地方乡绅大部分都是由举人和秀才组成。

既然举人作为基层管理的治理人员，知县当然要尊重举人，不然这些乡绅们想闹一闹事，不配合知县的一些事务，知县也会特别头疼。

除此之外，像举人这类人在古代是地位最为尊贵的人群，是维护古代皇权统治的最重要的中坚力量，自然会得到统治阶层的尊重与照顾。

再加上儒家思想对士人的重视，朝廷自然会给予举人和知县平等的社会地位，还能够免除兵役，不收取田税。

换句话说，这些举人哪怕不仅如此仕途当官，他们也是在地方上也是大地主，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知县同样不敢轻易得罪地主群体。

知县与举人是利益共同体

之前跟大家说了，举人一般都会被授予知县级别的官职，但是只要他们担任了知县，想要往上爬就很难了，就更不用说古代的贬官大部分都是被贬为知县，可以见得，知县的地位在官僚体系中有多低。

之所以说知县和举人是利益共同体，是因为知县看中了新举人的无限潜能，会极力地去笼络对方，使这些新举人成为知县的人脉，便于日后可以动用。

而新举人会看中知县既有的资本地位，所以往往都会对知县笑口相迎，如此一来，这二者就会成为同一个集团的人。

就比如《儒林外史》中范进，这个人就很直接地表示科举制度对一个普通人命运的巨大改变。

范进从小开始考试，一直考到五十多岁还没考中。

所以他的生活是特别困苦的，和家里人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最后运气爆棚，居然考中了举人，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看不起范进的乡绅们得知了这件事后，立刻自降身份去到他家祝贺他，不仅赠与钱财还送了一套房子，其中有一个乡绅还是前任知县，知道范进中举后立马就跑来笼络他。

这种世人对范进前后态度的变化，就不难理解在古代能够中举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也更能理解举人这个身份十足的含金量。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由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古话，并不是一句泛泛空谈，这反映出古代读书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多高。

虽然有很多人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来调侃古代这些读书人，但是古代的读书人才是最有潜能的存在，也是最可能实现“鱼跃龙门”的群体。

所以，作为坐镇一方的县令，哪怕他实际权力很大，但是面对已经身处士绅阶层、前途不可限量的举人，他们只能给予绝对的尊重，拉拢都来不及就更不用说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