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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年间，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与他“臭味相投”的蔡京重回了权力巅峰。在蔡京的操纵下，大批保守派被打成奸党，纷纷被捕入狱。但除了绝对的保守派，还有很多秉持中立调和立场的大臣受到牵连，其中就有前宰相范纯仁之子范正平，被安上了一个“妄传圣旨”的罪名。

这个“妄传圣旨”指的是什么事呢？起因是元符三年（1100），徽宗当政、向太后听政，宦官蔡克明带了点茶、药等礼物，奉旨慰问卧病在家的范纯仁，宣读完圣旨后他们顺势聊起了家常，蔡克明说：“其实二圣知道你先前任宰相一职时，有能力又忠诚正直，早就把相位给你留着等你来上任，只是身边还有些小人阻隔，所以不能马上召用你为相。”这番话听得范纯仁感激涕零，赶紧俯首称谢，恨不得立刻为君主肝脑涂地。不过这份圣恩他终究无福消受，仅仅一年之后，范纯仁就病死了。而这段话被他的门生李之仪记录在《范忠宣公行状》中，其中“相位对范纯仁虚位以待”的真实性在范纯仁死后引发了争议，也为后人招来了“妄传圣旨”的风波。

要知道，宋代的宰相一职可不能乱定，凡是涉及拜相的事，都十分敏感。拜相是“大除拜”，和立皇后、立储君属于一个级别的，往往是绝对的机密。只有在拜相的前一天晚上，皇帝才会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公布新相人选，然后翰林学士当场锁院草制，于第二天的早上朝堂宣读结果。如果皇帝想要提前给大臣透露点消息，也会采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比如宋太宗任用吕端为相时，写了一首诗“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把自己比作姜太公，暗示吕端就是自己要找的贤相。所以当范纯仁与蔡克明的寒暄内容被公之于众时，也难怪会被蔡京借题发挥。

问题来了，徽宗在干嘛？这份口谕明明是他自己下的，为什么对蔡京的诬陷无动于衷，一副没有从来没有这份密谕的做派，坐视自己曾看中宰相的儿子下狱呢？这其实与那段时间反复无常的政治风向有关。范纯仁身为保守党中的温和派，曾在哲宗时期两度为相，在新党蔡确出事时，由于他劝说高后理当宽厚对待新党，被攻讦为与蔡确结党，不得不辞去相位。虽然很快复位，但两个月之后高后去世，哲宗亲政，开始绍述新政，范纯仁再次请辞，之后被越贬越远，流落到政治的边缘地带。

徽宗刚继位时，定下的路线是新旧弥合的中间路线，因此他的首个年号是“建中靖国”。为了贯彻自己的方针，他和向太后对温和派的范纯仁开出优厚的条件，“虚相位以待”，可谓是做足了姿态。然而很快，范纯仁和向太后就先后去世了，徽宗一改之前的温和路线，全面倒向了新党，脆弱的建中之政仅仅只持续了一年。在清算旧党时，温和派的范纯仁也没有被放过，同样被列入“元祐党籍”，之前对范纯仁的种种优待反而成为了徽宗的污点。偏偏李之仪不开眼，在书中反复提及徽宗是如何看重范纯仁，还说徽宗听到噩耗后，悲伤地流着泪说：“叹恨不得用公也”。平心而论，黑历史被人大书特书，徽宗怎能不恨得咬牙切齿，对真相矢口否认呢？

所以在徽宗的默许下，范正平、李之仪连同宦官蔡克明都被下御史台审讯。按理说，这几位落入权势滔天的蔡京手里还不是任人揉捏，可能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但这次蔡京却失手了。在范正平已经扛不住审讯，差点服罪前一刻，此案中“妄传圣旨”的那位宦官蔡克明，竟然拿出了确凿可信的证据，证明那段貌似拉扯家常的对话中皇帝传给他的“密谕”是货真价实的，几人因此脱罪。

原因是宋代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来规避宦官假传圣旨。虽然史料中没有记载蔡克明传宣时念的什么，可这些口宣都是有文本的，正文由翰林学士草拟，并不是皇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宣中一般还包含礼品的清单，承宣者可以据此清点物品。除了口宣，皇帝给臣子的书面批复和赐诏也是经由翰林学士草拟，可谓杜绝了宦官假传圣旨的可能性。

传宣仪式之后，才轮到了私密信息登场的时刻，宦官会和臣僚喝茶寒暄，一些不方便明面上讲的悄悄话都是这时候透露的。虽然这些“密谕”看似没有纸面记载，给了宦官歪曲作假的操作空间，但一般大臣会在之后的谢表中把对话一五一十汇报，以求证其真假。而这次蔡克明拿到的“密谕”更不是口头传达那么简单，他是从徽宗那里拿到了盖了御章的圣语本，又去内东门登记了其密谕内容，才动身去传宣的。因此连皇帝本人想抵赖都没门，不仅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盖了自己的大印，还一式两份留档，徽宗和蔡京都傻眼了，只能把几个人无罪释放。可以说，宋代防止宦官假传圣旨的这套制度，却让一个宦官为自己申辩成功，也正是这套制度，让宋代成为了少有无阉祸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