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史记》，在当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蔚然成风的形势下，无疑是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美国学者侯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讲述了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过程。“青铜世界”，指秦始皇用青铜武器创造的秦帝国这一物质世界，代表中国历史的“帝制”模型。“竹简世界”，指司马迁创造的《史记》纪传体史籍，它是一个道德层面的文化世界。侯格睿把秦始皇和司马迁两人作为中国历史的代表，一个是物质世界即制度的创造者，一个是精神世界即文化对物质世界的模拟，并展开比拟的。比拟的结果，是“竹简世界”取代了“青铜世界”，司马迁通过“阅读”历史，实现了对历史的把控与驾驭。那么更深一层的追问是，历史家笔下的历史著作，是原本的历史，还是历史家“塑造”的历史？

——摘编自张大可《怎样读〈史记〉——一位美国学者的答卷》

多重叙述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如果《史记》的读者需要对历史事件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也会被《史记》的形式所告诫，对任何一次事件的重建都要持怀疑态度。在西方，历史学家会对真实发生的事件提供他或她最恰当的评价，与此不同，司马迁往往提供同一事件的几个版本。这些版本可能只是稍有不同，它们或许是由读者组装在一起的部分的叙述；或者它们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故事，但读者经常被警告，关于历史没有任何一个版本是完整的或绝对可靠的。读者被要求比较和评估重叠的叙述，就像他们必须对个体的事实进行关联和分类。

这种历史模式与西方的史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多重叙述在西方学界并不陌生，但它们主要被如威廉·福克纳或米兰·昆德拉等小说家用于表达对同一事件的不同主观感受（这种模式在电影中被运用得最著名的是《罗生门》）。正如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所说：“历史散文的修辞力通常取决于单一的解决方案，真实地呈现过去，而不是在一个历史叙述中出现多种相互竞争的版本。”然而，司马迁有时就一丝不苟地这样做。

例如，在《陈丞相世家》中，我们得知汉文帝登基后，陈平（死于前178年）就将右丞相让于周勃（死于前169年）。不久之后，新的右丞相周勃因无法回答皇帝关于帝国管理的具体问题而非常羞愧。最后，陈平出面解释了丞相的基本职责。司马迁继续写道：“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通过将这两句话并列在一起，司马迁暗示了一种明确的因果关系。

在《绛侯周勃世家》中，我们看到汉文帝登基之后，任命周勃为右丞相（没有提到陈平的辞职），大约一个月之后，有人向周勃指出，他的意外好运可能会招致灾祸（因为在中国思想中，福兮祸之所倚）。司马迁接着写道：“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余，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

这两条叙述完全不同。在第一条中，陈平是英雄，而第二条的焦点在周勃身上。最大的差异是周勃辞去丞相的确切原因。是周勃认识到对手能力比自己强，还是因为周勃害怕命运的钟摆摇摆不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司马迁没有说明，而且，他似乎并没有因为提供了其他版本而尴尬，两种版本还是出现在连续的两卷中。司马迁或许熟悉这个故事的两个矛盾的版本，或许他在不同背景下强调了决定的不同方面，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司马迁为同一个事件探寻了两条不同的因果线。同样重要的是，他没有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也没有试图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显然，每一个版本都独立地构成一个充分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一个丰富的多方面的事实综合体，对于同样的事件可以找到不同但同样有效的含义，这取决于叙述的背景。换句话说，司马迁似乎意识到，同样的事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铺排。

关于多重叙述更突出的例子是魏豹在约公元前205年叛逃的五个版本。我将研究这些叙述，然后提出一些猜测，即为什么司马迁选择把他的历史构建在支离破碎的、重叠的卷中，致使这些卷出现了如此多不同版本的叙述。

魏豹是魏国贵族，项羽起兵反秦，魏豹加入了项羽的队伍，公元前206年被项羽分封为西魏王。然而，之后不久，魏豹与汉高祖结盟，汉高祖是项羽战场上的对手，而且在一个关键时刻，魏豹再次叛变—他要求汉高祖准许他回家探望生病的父母，但当他回到封国后，立即封锁黄河边上的关口，恢复了与项羽的关系。正是他的第二次叛变提供了多重叙述的鲜明例证。这件事在《史记》的九卷中被提到（卷8/16/18/22/49/54/55/90/92），并且在四卷中有详细叙述。魏豹叛乱的基本线索似乎足够清楚，但在每段叙述中，他叛乱的动机都不同，这在《史记》中是很典型的，动机通常是通过叙述而不是史家直接的评论来说明。

版本1来自《魏豹彭越列传》：

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魏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汉败，还至荥阳，豹请归视亲病，至国，即绝河津畔汉。

在这段叙述中，一次重大的失败导致魏豹重新考虑他同汉高祖的同盟关系，尽管这种动机似乎是政治上的算计，但当汉高祖派遣使者试图劝阻魏豹重新归顺项羽时，另一个原因被揭示出来。魏豹拒绝了汉高祖，他说：

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

显然，我们早前的评论中必须加入个人的仇恨。

版本2来自《高祖本纪》：

“（二年）三月，汉王从临晋渡，魏王豹将兵从。”然后接着叙述汉高祖在河内和彭城的胜利，以及后来在彭城战役中的惨败。“当是时，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汉高祖随后重组他的军队，赢得更多的盟友，击败章邯，命令祠官祭祀天地，招募更多的士兵，最后在荥阳附近击败楚军。刚好在这个节点，我们再次听到魏豹的消息：“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

扩展的背景改变了魏豹叛变的故事。我们了解到在彭城战败之前，魏豹的军队和汉高祖的军队共同经历了一连串的胜利，我们或许会质疑这些胜利是否值得魏豹更多的忠诚。更重要的是，版本1中，汉高祖势力衰弱时，魏豹反叛；版本2中，汉高祖势力大增时，魏豹抛弃了汉高祖。这个时机或许表明了魏豹的原则立场（背叛绝望的人从来都是不体面的），但我相信，在这一卷中，魏豹的叛变似乎没有太正当的理由，也更加危险，因为他背叛的这个人，奇迹般地恢复了实力，表明上天已经选定他为下一个皇帝。

对天地祭祀的引用支持了这种解释，司马迁认为这些祭祀是神恩惠的神奇迹象，事实上，这些祭祀活动在《史记》的《封禅书》中有详细的记载。这一段记载中没有提到汉高祖的可憎—这不奇怪，因为司马迁经常在传主自己的传记中以最有利的视角去刻画他们—但当将版本1和版本2结合起来读的时候，我猜司马迁是想让读者看到，魏豹被自己的小气误导，去反对上天所垂怜的人。当然，后面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汉高祖建立了汉朝，而魏豹不光彩地死掉了）。

版本3来自《外戚世家》：

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王室成员）内其女于魏宫。媪之许负所相（算命的一种），相薄姬，云当生天子（皇帝）。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高祖在彭城战败，在荥阳附近取得一次胜利，但是未能乘胜扩大优势），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更与楚连和。

仅是为了记录薄姬最后嫁给了汉高祖，生下了后来的汉文帝。

当版本2的叙述让魏豹的反叛显得毫无理由和反常时，这里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动机。魏豹保持中立，他希望汉高祖和项羽相互争斗，直到他的妻子生下一个未来的皇帝，这也暗示着魏豹自己想要成为中国的主宰。

版本4出自《淮阴侯列传》。汉高祖派韩信去攻打不与他合作的魏豹。这条记载描述了汉高祖在彭城的战败和后来在荥阳的胜利，然后按时间顺序回顾了一下，写道：

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汉二年）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

这个说法使得魏豹叛变成为版本2中所提到的总的趋势的一部分，而年代上的差异（汉二年对汉三年）表明魏豹在汉高祖荥阳胜利之前已经叛逃了。

版本5出自《秦楚之际月表》。这个表中并未提供关于魏豹叛变的记载，但是它记载汉高祖彭城战败是在汉高祖二年四月，魏豹反叛是在五月，没有提到魏豹介入的胜利，也没有提到其他叛王。这条记载支持了版本1和版本4的时间点，这两个版本都假定魏豹是在彭城战败之后立刻叛变的（尽管确切的时间和版本4相差一个月），这条记载降低了版本3中魏豹是在汉高祖三年叛变的可信度（然而，《史记》中另外两条材料支持这个时间）。

这个表记载魏豹在汉二年三月向汉高祖投降，加入汉高祖的队伍，由此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之前所有的版本都暗示，魏豹同汉高祖结盟是自愿的，但这里，读者会被提醒，魏豹叛变有试图摆脱被胁迫的目的，这种胁迫关系最多也只维持了三个月。魏豹真的曾效忠汉高祖吗？还是因为失败被迫改变立场，然后在第一时间就恢复了对项羽的支持？

如果我们转向司马迁的个人评论，以试图获得确定信息、解释或信息来源，我们将会失望，因为司马迁关于魏豹唯一的评论出现在《魏豹彭越列传》篇末的“太史公曰”，司马迁提到魏豹、彭越两个人身陷险境时都未选择自杀。司马迁认为这是因为魏豹和彭越“智略绝人”，“怀叛逆之意”。因此，魏豹叛逆狡猾的性格或许是他背叛汉高祖的另一个因素。

通过对这五个版本和一条司马迁个人评论的分析，关于魏豹叛变的几种解释已经提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解释呢？魏豹叛变是因为（1）政治考量？（2）对汉高祖的个人憎恨？（3）拒绝承认一个未来皇帝表现出来的执迷不悟？（4）误解了预言？（5）反叛联盟的扩散？（6）逃脱武力胁迫结盟的欲望？（7）他的反叛和狡猾的性格？

一如既往，司马迁并未比较或批判性评价这些动机，他只是把这些不同的故事联系起来。请注意，司马迁并未提供他特有的对同一事件的不同主观印象的叙述，他也没有如希罗多德一样明确地记录不同的传统。相反地，司马迁以《史记》所特有的支离破碎、毫无人情味的客观的叙述，记载了单独的、完全不同的故事。

但是，读者或许会质疑，魏豹叛变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或者每一条叙述都提供了一部分真相？不幸的是，尽管这些动机中的一些可以被看成是部分原因，但它们都不能被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其中几个是互相矛盾的。动机1是对汉高祖势力衰弱的理性回应；动机3是对他不断增长的实力的不合理的反应；动机4假定汉高祖和项羽势均力敌。因为这三个条件互相排斥，动机也就不能被聚合在一起。而且，魏豹既逆势而动（动机3），又顺应了潮流（动机5）。不能继续忍受汉高祖的侮辱的弱点（动机2）似乎不符合“智略绝人”的狡猾（动机7），动机6减轻对叛变的指责，那是其他所有解释的基础。

除了实质性的时间上的差异外，所有的都是这样，魏豹叛变和被抓获（或者这些事件的某部分），或者发生在汉高祖三年，或者如《秦楚之际月表》记载，在汉高祖二年九月结束。前面列出的矛盾，可以通过确定魏豹叛变、汉高祖荥阳大捷和其他诸侯叛变的时间来解决，但《秦楚之际月表》不够全面，不足以提供这些信息。在这里，我们只能猜测司马迁发现了他自己的材料来源太模糊或不精确，无法给出清晰的判断，因为在其他篇章中，他满腔热情地纠正了一些早期历史记载的时间误差。

尽管存在这些内部的不统一，《史记》并不只是一个由描述和引用组成的混乱的集合体。司马迁为理解提供了线索，但他是通过文学方式，而并非分析的方式。换句话说，读者必须依赖上一节中概述的联系和分类的技能。事件必须放在整卷的上下文中解读，各卷必须被集群式地阅读。有些事件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人物性格；传记则是展示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模式；许多卷显然运用了一种平行写法；还有一些评论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这就很明显解释了为什么我选择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背景下分析一个小事件。要想充分理解魏豹的叛变，需要问他的叛变是如何融入他的整体生活的，它又是如何影响那些被卷入其中的人，为什么他的传记与彭越的传记联系在一起，他的经历是如何反衬高祖的，它与同时代人（既忠诚又不忠于高祖的人）的生活相比又如何，以及它如何与司马迁感兴趣的更大主题如忠诚度、私德与公德、实践智慧等联系在一起。

例如，魏豹叛变在这四卷的叙述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魏豹自己传记中（版本1）的记载是最关键的，它直接导致魏豹的死亡，但是魏豹的传记是一个合传，他的生命故事被与彭越合在一起，彭越是魏豹的相国。不幸的是，这一卷从未描述魏豹和彭越一起共事，读者被指向将二人生活看作是平行的而不是直接的互动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肯定，正如司马迁所指出的，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拒绝自杀，或者两人都曾被汉高祖羞辱并因涉嫌叛变而被杀。在《高祖本纪》（版本2）中，魏豹的叛变是高祖登基之路上的一个小障碍，但是在薄姬故事（版本3）中，它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使薄姬具有成为皇帝母亲的可能性（这一卷的主题是天意的不可预测性，“命”）。最后，在韩信传记中（版本4），焦点是韩信重新捕获魏豹，这一事件证实了萧何对韩信战略能力的判断，事实上，这是唯一能提供韩信有关战略和部队调动信息的叙述。

司马迁强调特定的事实，暗示某种因果关系，魏豹交替表现为叛变者和受害者，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被动的时代追随者。这似乎是司马迁通过对史料的文学加工，在同一组事件上附加的不同意义。通过我自己对材料的选择性引用和概括，我也会赋予材料某种意义。如果我在不同的时候结束或开始魏豹的故事，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重要的是，至少在一些生动的叙述中，魏豹在分封时被项羽欺骗（当然，一个人的欺诈可能是另一个人精心策划的预防措施），或者，魏豹得到了汉高祖的原谅，并被派遣负责守卫一处战略要地（虽然他后来被同僚们杀害，因为这些人认为他们不能信任一个曾经叛变的人）。

在下一章中，我将阐释司马迁如何指导我们理解他的叙述，但是在这里，也许更实用的是停下来探究他的意图。为什么司马迁以一种容易前后矛盾、多重叙述的方式组织他的历史？再一次，《史记》是一种世界模型这种观点是有用的，因为司马迁的形式容许一种特殊形式的准确性。即使叙述必须强调一些有限的相对明确的因果关系，重要的决定和重大的事件通常具有多重原因。如果材料来源容许对魏豹的行为进行多方面的解释，司马迁所设计的独立的、对比鲜明的叙述就能反映出材料的模糊性，而这是以一种简洁的、统一的叙述方式所不能实现的。司马迁不愿意选择最可能的事件版本，甚至去创建一个原始版本（其中一些动机被判断为不明确且被省略或降级为脚注），而是愿意讲述不同的故事，其中所有不同的动机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即使这些故事不完全兼容。简短地说，《史记》复制了过去材料中所呈现的一些混乱的、不确定的因素，而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合理化的历史版本。尽管如此，读者们可能会怀疑，多重的、矛盾的叙述会不会削弱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的权威性？

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当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出现在《史记》中时，它们当然是相互竞争的，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也确实颠覆了读者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的信任。他们根本无法确定该相信哪一种解释，因此，他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们必须自己学会权衡变量，对人物和事件的解释要灵活，并且要明白，《史记》中的叙述或评论没有一个是完全代表作者的观点或历史记载的复杂性的。

然而，司马迁在他的读者中所引起的怀疑，被由他的文本所获得的更高的权威平衡掉了。因为他故意让自己与历史脱节，要求他的读者积极参与，以确保他们在字里行间发现的教训是由历史本身呈现的，而不是由公认的受限制的历史学家提出的。司马迁不宣称提供历史的最终真相—他能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有用的向导—但读者必须同意保持阅读和分析。事实上，这种做法是由《史记》碎片化、开放性的形式所决定的，它不鼓励或奖励有序的、依次进行的阅读。那些试图从过去找出经验教训的人，必须不断地在本纪、表和列传中跳来跳去，那些读到最后一卷的人会发现一组对前面所有各卷的简短的评价性描述，这些描述将为他们提供另一种新的视角，并将他们送回前面的文本中。

中国的史学家早就认识到司马迁“互见法”（观点互补的技巧）的优势。朱自清曾说，《史记》碎片化的结构容许司马迁既尊重他的主人公，又能批评他们，又能在不违反文化传统的范围内提供新的解释。朱自清指出，例如，尽管在自己的本纪中，汉高祖被描述为“仁而爱人”，并提供了说明这类行为的实例，而在其他卷（包括魏豹的传记）中所提供的信息呈现了汉高祖与此完全不同的特征。司马迁尊重他所在的王朝的缔造者，但也保留了一些间接的批评意见。张大可补充道，通过在各卷中分配材料，司马迁可以自由地在传主的传记中塑造传主的形象，而在其他的卷中保留了一些相反的例子。

尽管如此，我认为西方读者可能仍然对前后矛盾、多重叙述很敏感，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关注那些也注意到历史学家有时会对同一历史事件做出冲突描述的西方历史学家的态度。路易斯·明克认为，历史叙述不能聚合成一元化叙述，事件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并对各种解释开放，他对构成“事件”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因此，在史实中没有一个等待历史学家发现并传播的普遍存在的故事。

同一事件，在相同或不同的描述下，可能属于不同的故事，其特殊意义将因其在这些不同—经常完全不同—叙述中的位置而不同。但是，正如材料自身并不能决定它要构建哪个故事一样，一个故事也无法决定它对另一个故事的影响。当谈到对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叙事处理时，我们信任历史学家个人的想象、情感或洞察力。

看到一位历史学家在同一部历史书中阐释这些观点略显怪异，但司马迁似乎利用了一些稳定的材料来构建许多叙事，就像一个接一个地把珠子串成几串项链一样。事实上，人们很容易认为司马迁是在实践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视为理所当然的工作。魏豹叛变在众多大的事件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它或许正好可以解释《项羽本纪》为什么是悲剧，而《高祖本纪》为什么是传奇（怀特所用的四种模式中的两种），尽管这两卷的故事情节基本一样。人们甚至认为表提供了编年史记载，列传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叙事。

由于《史记》从不同角度重述了故事，从不同角度选取史料，暗含不同的因果关系，明克和怀特的建构主义史学颇有吸引力，但是最后司马迁走得太远了。虽然《史记》中的多重叙述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单一而稳定的历史事件的不同方面，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叙述调合了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张，正如我在讨论魏豹叛变时试图表明的那样。其他的例子还有：项羽在曹咎愚蠢地失守成皋之前还是之后打伤高祖；章邯是自杀还是高祖的部队杀了他；景驹是自己登基还是被秦嘉所拥立；等等。

面对互相矛盾的材料，人们倾向于把年表作为更客观的证据，但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它们的证据并不总是完整的或有说服力的。由于它们的特质，它们对精确性有更高的要求，这让它们在某些方面更加可疑。在叙述者没有提供充分解释的的情况下，大事记和某些细节叙述会出现矛盾，有时候年表本身也有问题。例如，就在同一个年表中，魏豹既死于汉三年八月，又死于汉四年四月（另一个明显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提到的，这些表绝不是思想上完全中立的，因为它们的结构是以对政治权威和历史变化的特殊理解为前提的。

人们可能将这些矛盾做普通的解释：或许司马迁在他的历史完成之前就死去了；或者他的父亲要为一些矛盾负责；或者在文本抄写过程中出现窜改或错误；等等。或许有人会质疑，《史记》中的许多矛盾是在意志和责任的边缘出现的：在巨大的军事灾难面前自杀真的是出于自愿吗？一个人能强迫另一个人献出王冠吗？一些人投降是战略性选择，而不是被迫的吗？所有这些考虑对理解《史记》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们无法解释矛盾的普遍性和司马迁并不十分关注矛盾的奇怪事实。

或许更具吸引力的解读是：司马迁是一位故事的收藏家，这些流传下来的故事在来到他面前时，已经围绕不同的核心人物展开叙述，并带有它们原作者态度的烙印。司马迁可能已经调整了一些语言，并解决了最严重的矛盾，但是他也有兴趣尽可能维护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即使这意味着要容忍一定数量的矛盾叙述。这个假设很适合《史记》，司马迁显然是把自己当成中国遗产的保管员，但这与文本的其他方面明显不合拍。那些可能引领人们将《史记》看作一部开拓性、批判性历史著作的段落又如何呢？

我们不能说司马迁对探寻历史真相漠不关心，因为在他个人的评论中常常显示出他对精确性的执着追求。正如我们在《史记》最后一卷中看到的，他纠正了一些他认为是错误的、广泛流行的传说和年份记载；当他的材料不充分时，他拒绝猜测；他仔细地辨别书面的、口头流传的史料；他试图通过广泛的旅行和与目击者面谈来核实有关情况；他可以批评儒家经典，甚至批评自己的主观印象；而且，他承担了将数十个国家的编年记载同步到一个表中的艰巨任务，虽然他并没有对这些事件之间的相关性给出确切结论。

在这里，我们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描述十分矛盾。司马迁是关心精确性，还是冷漠地忽视了一致性要求？这个问题太尖锐了。司马迁显然愿意接受他的历史著作存在一定程度的松散，尽管他在各卷中的编辑和写作可能出于某种特定的原因，或是为了塑造某种典型性格的人物，但我怀疑他故意创造了所记述的历史事实上的差异。相反，这些差异来自他采用的史料。一个更好的问题是，他把细节和观点的多样性看作是一种必要的缺陷还是优点？这要求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司马迁如何在更大的层面上塑造他的历史。

本文摘编自[美]侯格睿著：《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第三章“历史之网”（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

本文为友情合作推广，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文化纵横”观点立场。

原标题：《美国史学家: 西方今天流行的多重叙述, 早已被司马迁践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