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率军攻入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六月十七日朱棣登基称帝，是为明太宗（后庙号改为成祖）。朱棣也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成为大一统皇朝中唯一个叛乱成功的藩王，是朱棣太神武还是建文太无能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其实和一些朋友想得不太一样，建文帝操心以及热衷的事情一直都不是削藩。建文还在做皇太孙的时候就不认同明太祖那一套高压统治制度，因此一登基就展开了对皇朝的重新规划 – “建文革新”。

首先，建文认为《大明律》的刑罚过于严苛、残忍，他主张以德服人而不是用严刑峻法约束臣民。因此他在登基后一边积极平反冤狱、赦免被流放的官员；一边修改《大明律》降低刑罚尺度。

太孙亦复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

《明史·恭闵帝本纪》

应该说建文此举深得民心、人心，也大幅度缓解了当时弥漫皇朝的高压、恐怖氛围，降低了明朝的内部矛盾。

在经济上，建文除了新帝登基例行的临时性减免税赋之外，还出台一条制度“亩毋逾一斗”。这条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作用非常大，有效地缓解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矛盾。

明初推行实物税，朝廷的岁入主要是粮食。征收实物税最麻烦的地方是运输问题，路程越远、道路越难，运输成本越高，最后能高到无法收取（亩产的全部粮食不够运输的费用）。基于这个原因，明初朝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距都城南京较近的江南地区。

注：明朝的税赋收取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缴至京师由朝廷统筹使用，一部分留在地方官仓用于供给地方皇族、官吏和驻军。太祖将藩王们分封于明朝外围，也有降低粮食运输消耗的考虑。

朝廷征收粮赋并不承担相关“耗羡”（运输费用及过程中的损耗），而是将其转嫁给农户。例如一个农户应交粮赋一石，实际还得再出一倍甚至于三倍的粮食做“耗羡”。再加上地方粮长、各级官吏的盘剥，农户的实际负担就更重了。

虽然朝廷并不真正关心农户死活，但是这种情况下想多收搞不好最终会导致“减收”。因为耗羡这个杠杆大幅度地加重了农户的负担，农户承受不了就会弃地逃亡或者暴力抗税，最终也会让朝廷收入减少。

所以建文的这个规定是在稳定朝廷收入的同时，又相对锁死了农户的负担。不过江南地区的农户并没有享福多久。成祖登基后建文制度全废不说，都城迁往北京也导致江南地区的运输耗羡急剧攀升。再加上成祖的频繁征伐、大兴土木，朝廷因急剧攀升的支出也加重了粮赋。

这种叠加让江南地区再次被粮赋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永乐末期江南地区就开始大规模拖欠粮赋，直到仁宣息兵止戈和周忱历时两朝（宣德、正统）的改革后，江南地区的沉重粮赋才得以缓解。

不过也不能就此就说建文多么英明睿智。如果不是朱棣没给时间，建文和他的重臣方孝孺就要大开历史倒车，将明朝的土地制度恢复为周朝时期的井田制了。

从这里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看出，“建文革新”更多地不是基于对实际的总结和调整，而是基于建文帝和他的近臣们个人理想的任性妄为。这其实也是建文帝最终将皇位送于自己四叔的根本原因。

在皇朝内政革新上，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因为不喜欢太祖的严刑峻法和高压统治，建文也排斥太祖一朝的武治天下，推崇以文治国。这种治国策略变更原本正常，因为历朝历代进入稳定期后都会转入文治。但是建文却因为个人的理想主义犯了两个错误。

其一是推崇文治，只重视提升文官地位而没有推出相应的制度保障。

建文通过提升文官的品级（朝廷主要官职基本都被升了一到两级），大幅度地抬升了文官们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从制度上去扩大文官集团对于这个皇朝的控制，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治理上。

太祖将明朝的地方各省大权一分为三，分别是管民政财税的布政使司、管军事屯田的都指挥使司、管刑狱监察的按察使司。三司互不统属不说，他们各自在朝廷也没有直属上级，只是不同的业务分属六部和五军都督府管理。

这种管理模式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遇事互相扯皮、效率低下。不怎么引人注视的问题是，出现大动乱时朝廷很难有效地调动和组织地方力量。太祖把地方搞成这样不是他不清楚这两个问题，而是他专门设计成这个样子。

互相扯皮在太祖看来是好事儿，因为这样地方权力就无法集中，朝堂权臣也无法控制地方，对于皇帝而言这就不是效率低下而是安全了。出现大动乱朝廷无法指挥怎么办？太祖提前准备好了藩王，由藩王统领地方大权。

太祖设置藩王两个目的，一是防御外敌藩屏皇朝；一是皇帝被权臣或势力钳制时拱卫皇权。太祖的规划没有问题，他只是没有想过藩王们是不是还会有第三个目的。

建文的问题是他要削藩，又不提前准备好相应制度以及安排来填补这个漏洞。结果靖难爆发后，这个问题成了朝廷的致命伤、也成了朱棣最为有效的手段。

或者可以说，建文的革新只是让文官们的“官”变大了，但是文官的实际权力以及对皇朝的控制并没有变大。反而让掌握军权的藩王和武将勋贵们对他开始不满和抵触，这实际是建文帝对自己的皇权在进行自我弱化。

其二是乱改官制，在皇朝上下全面树敌。

在官制上建文除了常规官制改革中裁撤冗员外，最主要的革新是将各布政司、五军都督府长官副职削除和裁撤掉六科给事中。

削除布政司长官副职降低了地方长官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这也导致出现动乱时朝廷更加难以组织地方力量。削除五军都督府长官副职看似在削除武将勋贵的职权，实际上也是在减弱朝廷对于地方军队的控制能力。

裁撤掉了六科给事中，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裁撤朝堂冗员，节约开支。因为整个明朝六科给事中一直都是朝廷编制最少的一个衙司（六十人左右），而且给事中的官品很低（七品），朝廷相应的俸禄负担也非常低。

建文这么做是为了“复古”，让方孝孺、黄子澄等朝堂大臣如古大夫那样，不受君主以外的人约束钳制，同时也让自己这个皇帝少了一层枷锁（给事中有封驳圣旨的权力）。

不说这么做是不是能提升朝堂高层的决策准确性和执行效率，这种明显改变太祖成制的做法不可能不让人非议。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赦免罪官、降低税赋这种普惠大众的政策，而更像是极少数受益人“蛊惑”皇帝后的“阴谋”。

似乎是怕别人不信自己已经“走火入魔”，掉进了复古的坑里。建文在全国范围内按古代建制去合并州县，搞得地方官员们无所适从。另外他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修改官衙、官职名称，堂而皇之地召集朝会谈论如何给皇宫各殿以及各门改名字。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靖难”的过程中。

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勋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干戈倥惚，而曾不少休。一何扰也！

《建文书法拟》

所以朱棣的“清君侧”就不是用来壮胆的口号，这是建文帝亲自递到他手中的大旗。朱棣只是摇了摇这面旗帜，皇朝上下大半本就觉得“皇帝出了问题”的人就选择了沉默。不然别说朱棣能不能进南京，折腾一年都难。

那么建文为什么在意图削藩的情况下，还不上心去削藩而是折腾这些呢？因为他原本对藩王有压倒性的优势，他自己也认为削藩之事传檄可定。

建文帝还在做皇太孙的时候，两个对他威胁最大的藩王，秦王和晋王就薨逝了。而太祖驾崩时留下的遗诏也进一步加大了建文对藩王们的优势：

一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中外官军、戍守官员，无得擅离信地，许遣人至京。

一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官民、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护卫官军，王自处分。

《明太祖遗诏》

太祖这个遗诏实际上收回了藩王们掌控地方军政大权的权力。虽然藩王们还有护卫，但是藩王的三护卫（还有两个围子千户所和一个仪仗司）即便是满编也只有一万九千人。这点人马凭什么和整个皇朝叫板？

正是因为优势巨大，建文帝才没有效法汉代“推恩令”这类费时的方法，而是上来就蛮干，罗织罪名后直接贬为庶人并除国。因为建文觉得“复古改革”才是需要也是应该费时费力的事情。

一开始和建文想得一样，周、齐、代、岷、湘等藩传檄而定，但是轮到燕王朱棣的时候出岔子了。因为收拾前五王的同时，建文也在搞革新。即给朱棣制造了谋反的压力或者说动力，也给朱棣制造了谋反的机会和理由。

首先五王现身说法，不谋反最好的结局也就是高墙永久圈禁，那要不要搏一搏？其次建文的种种“革新”，让皇朝上下不少人认为皇帝或者皇帝身边出问题了。有了“清君侧”的大旗，即便是没人直接支持朱棣，起码少了很多把他当“叛逆”积极剿灭的人。

最后朱棣也敏锐地意识到，朝廷并没真正地将地方军政大权收回，这些权力还“遗留”在地方。因为此时朝廷并没有弥补地方无实际长官的漏洞，这让朝廷无法有效管理和控制地方，尤其是握有军权的藩王和勋贵。自己可以争取他们。

注：永乐之后，朝廷通过从边塞抽调军卫至京师组成皇帝直属的京营，以及建立巡抚制度，才将地方牢牢控制住。

这也是朱棣最后下定决心谋反的主要原因，也是他能迅速收拢北平府周边军事力量并且“打劫”宁王的原因。

但是即便如此，朱棣的谋反之路也走得极其艰辛。明初北方在人口、土地开垦、生产等方面跟南方完全没可比性。加上朱棣实际只控制燕京一带，因此他有个致命伤 --极缺钱粮，无法扩大军事规模，也支撑不起长期消耗。

朱棣叛乱三年虽然胜多败少，消耗朝廷不少兵马。但是那个年代“人”是最不值钱的可再生资源，朱棣都不在乎，朝廷就更有资本不在乎了。结果朱棣自己快被朝廷耗死了，地盘却基本没变化，别说山东，连德州都啃不下来。

不过这仗朱棣也没有白打，他发现了皇朝心照不宣的秘密。三年来皇朝一直无法集中全部力量来剿灭自己这个叛逆。一方面是建文帝只把朱棣视为地方叛乱，觉得耗也能耗死他。

另一方面说明朝廷或者建文帝难以控制和召集皇朝的全部力量。其中的原因让朱棣决定赌一把 -- 不管自己的老巢，也不管大军粮草如何供应，直扑南京，不成功便成仁。

因为他赌得不是南京防御空虚，赌得是人心。如果人心向着建文，他不奔袭南京会被耗死；奔袭可能会死在路上；抵达南京城下，可能被四面而来的勤王兵马围死；即便能攻下南京，建文也可以提前出逃组织兵马再战......

事实证明朱棣赌对了。奔往南京的途中，除了原朝廷派往山东的军队之外，无人追击拦截；抵达长江时，盛庸的手下陈瑄主动出卖了防线；刚到南京，李景隆就主动打开了城门.......

建文帝最后不逃，是因为他作为皇帝已经无处可逃了，无人愿意率兵勤王，他只能派近臣在南京附近招募民壮。这个时候他应该是明白了，皇朝上下的大部分人已经抛弃了他这个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