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轻徭薄赋。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争霸，虽然仅仅8年，但整个华夏大地在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绞杀中千疮百孔，人口从秦末时的3000多万，锐减至1000多万。

汉初的经济一片凋敝，民间社会出现了“米斛万钱”“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即便是皇帝出行，连四匹毛色相同的马都凑不齐，而将相则只能乘坐牛车。

在这样的局面下，汉初的统治者即便想要横征暴敛、涸泽而渔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他们不得不轻徭薄赋，让民间社会休养生息，逐渐恢复国力。

汉惠帝刘盈登上皇位便宣布“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将父亲刘邦时期调高的田租降下来。由此，十五税一被视为汉代田租的法定租额。

1983年，在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让我们看到，吕后执政时期，汉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授予全体臣民，让“耕者有其田”，充分调动起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文帝时期，有些年份减半征收田租，即从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有些年份甚至全部免除田租；人头税上则将每人每年120钱的法定税额减至40钱征收；徭役则将每个成年男丁“一年一事”变为“三年一事”，极大地减轻了民众的徭役负担。

到汉景帝时，三十税一的田租额度成为了“定制”。以后整个两汉时期，甚至是国家财政极度吃紧的汉武帝时代，也没有提高过租额。只有东汉初年，因为国家初建，光武帝刘秀一度提高过田租，但国家稳定后，便迅速恢复了三十税一。

汉初历代帝王在经济上一系列的惠民措施，使得汉王朝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繁荣局面。中国的历史上也因此有了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

然而，以上经济改革只是“文景之治”的一方面。“文景之治”其实还有至关重要的另一个方面——社会改革。

班固在《汉书·景帝纪》中写道：“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足见，即便是汉代人评价“文景之治”也不仅仅指“经济改革”的成就，至关重要的还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即扫除秦时法网严密、律令苛峻的弊政。

挟书律

汉惠帝刘盈在位时间仅仅8年，青春早逝，再加上有个强势的母亲吕雉，所以在政治上没有太大建树。但《汉书》中所记录的刘盈，除了降低田租，还做了件重要的事——废除秦时的“挟书律”。

“挟”是“藏”之意。秦律：敢有挟书者族。这是一条酷法，普通民众，如果在家私藏书籍，不仅仅自己会被诛杀，甚至会祸及全族之人。普通民众没有藏书的权利，自然也就没有条件去读书了。这是秦政府实行思想控制的一条重要律令。汉惠帝刘盈将之废除，也拉开了接下来汉王朝统治者废除秦时酷法的序幕。

妖言令

刘盈去世后，其母吕雉称制。吕后一上位，便以惠帝遗志为由，除三族罪和妖言令。颜师古注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过误之语以为妖言。

除“妖言令”其实就是广开言路，不让臣下因为一些不是特别妥当的言论而遭受刑责。这对高高在上，极容易因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而导致决策失误的统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到汉文帝时期，文帝专门颁布诏书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足见，即便是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真正贤明的君主也懂得“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只有臣下能畅所欲言，君王才能避免决策失误。

废除肉刑

除“挟书律”和“妖言令”实则是汉初的统治者在变革暴秦时期对思想和言论的强势控制，让整个社会能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而就具体的刑罚而言，秦时的刑罚依旧苛暴。所以，汉文帝即位之初，废除了“收帑相坐律令”。

此后，又因肉刑过重，受刑的人会落下终身残疾，文帝又下令废除肉刑，并在大臣的建议下，改为城旦刑、舂刑、笞刑等等。因为受笞刑的人很容易被打死，景帝即位后大大降低了笞刑的受刑数量，以保全受刑者。

对于“文景之治”，很多人只是记住了历史课本中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但其真正的核心却是对秦朝暴政的颠覆。刘邦是通过暴力颠覆了秦朝的暴政，“文景之治”则是通过文治实现了对秦国家治理模式的颠覆，从思想上、体制上实现了社会的解放，消除了萦绕在每一个人头上的“恐惧”，西汉王朝也因此真正实现了崛起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