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天麟

（七）

大明规避隐前朝，遵崇祖训皆通宝。

“放牛洪武”悬疑案，激怒叛将献边关。

明朝中期正处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阶段，但是，其铸币的数量却远远不及宋、清两朝，更无鼓铸大钱之说。足见，当时币值恒稳，无通货膨胀之虞而物有所值，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另外，在明代所有年号的铸币中皆以“通宝”而无“元宝”更无“重宝”之称谓，此是为了避讳元朝和朱元璋名字中的“元”字所致。

令人费解的是在传世的“洪武通宝”中，有一种钱背为一形态生动而头戴斗笠或光头的牧童，悠然自得地骑在牛背上短笛横吹。那牛体形矫健地拖着尾巴边走边顾首回盼，好像是在寻觅那悠扬的笛声。整个构图丰满，不显臃塞，牛与人顾盼呼应，栩栩如生，使之充满了灵动的美感与韵味，体现了该币设计者的高超技艺。因其形象别具一格且极富情趣，被称之为“放牛洪武”。

该钱的图形有多种，大小不一。材质有青铜 、黄铜 、淡红铜之分；牛有拖尾，摇尾和牧童光头或戴斗笠之别，既是生辰钱，又是吉祥钱。均不计重、也不计值，更不计地，实属花钱之列。因正史中对朱元璋的身世并无明确记载，然而，“放牛洪武”钱的图案又巧合了传说中他的童年经历，此币究竟是官方所制，还是民间私铸，抑或是后世的伪造？藏界一直颇有诸多争议，莫衷一是，各有说辞。

窃以为：“放牛洪武”应为后世假托之作的民俗花钱，且出自民间私铸而决不可能是官方所为，铸制的时间在明末清初。其意旨在激发并唤起民众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为表达意愿而以此言志。究其缘由，因该钱似有讥讽朱元璋出身卑微之意，明太祖在位期间所铸之钱，绝不可能自己犯讳，去揭自己因贫困从小放牛并出家当过僧人的短。不难设想，沈万三在无意识中挑战了皇权，不料竟惹却龙颜大怒，致使本人险遭杀身之祸而被发配且殃及沈氏家族。显然，朱元璋不会准许发行铸有牧童放牛图案的钱币来自取其辱，这无疑有违于他之本意，更不会是奉其“圣意”所为！试想，又有谁敢虎嘴捋须地去冒犯天威而使自己遭致不测？而清廷因避讳明朝，犹恐不及则更不可能，岂有官方敢铸制此钱并遍于全国之理？然而，无论是讽或是赞，由民间私铸而不参与流通的民俗花钱则无所谓，自然也就无此顾忌了。

不过，后人还是愿意将明太祖与放牛娃联系在一起，有人以“朱元璋简历”为谜面打两个京剧的剧名，其谜底的揭晓就是“小放牛”和“大登殿”。能从一个牧童最终登上皇帝殿堂的宝座，该是何等之不易？这反倒使他的形象愈发生动而更加接地气了。其谜面与谜底十分贴切，对仗工整，画龙点睛而异常到位。所以，“放牛洪武”钱确也不失是专为这条谜语制作且天造地设的一个实物佐证。

崇祯十七年（1644年）也即：清.顺治元年。农民起义军的闯王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并率军攻占了北京，崇祯皇帝被逼杀妻灭子而自缢于景山。仅在这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就曾坐过三位帝王（崇祯、李自成、顺治），而直接促成这一波诡云谲历史事件的风云人物，就是原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封疆大吏吴三桂。

吴三桂面对锐不可挡的起义军，本已有了暂时归顺之意。但是，当他闻讯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所强占，为此“冲冠一怒为红颜”拍案而起，便决意打开城门，迎请清军入关而问鼎中原。降清后的吴三桂甘当鹰犬，迫使苟延残喘的“南明”小王朝永历帝逃往国外而苟且偷生，随之又被其从缅甸抓回，处死于云南昆明的郊外。大明王朝（包括南明小朝廷）终归在其最后建立的“国之一省”落下了帷幕。

平定三藩之乱是发生在清朝初期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三藩的建立及其势力的养成，原是清廷利用明朝降将平定及镇守南方的结果。此时，已被清廷封为平西王的“三藩之首”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精忠三人，早已卵翼丰满而各自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尤其是在所镇守的省份权力甚大，因直接掌控了当地的军队、财政及税赋等，其权力远远超过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员。

吴三桂更是不甘寂寞，野心勃勃，思谋自立而蠢蠢欲动，欲与清廷分庭抗礼。他在云南和贵州分别铸行了“昭武通宝” 及“利用通宝”，且与清王朝的“康熙通宝”通用并行。如此之大不敬，乃成清廷最大的心腹之患，直至康熙帝下决心“撤藩平叛”，经过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才被平定。自此，清王朝才真正在关内完成了统一。为了稳定其统治权，并开始建构从事行政和财政经济的调整与改革，然后，又致力于解决边疆等一系列问题。

见利忘义的叛将吴三桂因生性反复无常，与《三国志》中的吕布一样，实属“三姓家奴”之列，一直备受世人的谴责和诟病。

杜天麟：2015年12月31日写

2015年7月至14日重新订正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