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家庭的观念都是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为好，所以在道德上以及法律上都会有一定的体现。

在古代中国就是“同居共财”，这样的行为甚至可以得到一定的奖励，反之对于别籍异财就是十分反对，尤其是在唐宋时期，不过后期也有一定的松动迹象。唐宋时期的家庭观念究竟是怎样变化的？反映到别籍异财上是怎样的形式？

一、别籍异财究竟是什么？

1、别籍异财从秦代就有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别籍异财’指的是另立户籍和分异家族共有财产的行为。‘别籍异财’之禁是指为规范父祖在世或者服阕之后，子孙分异财产以及另立户籍所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敕令与申明指挥等法律规范的总称。”一般都是受到统治者的极力推崇。

秦代时期的商鞅变法中的内容就包括家庭析产环节，要求一些大家庭要主动拆成小家庭，男子在成年之后不分家就会受到政府的多重税收。

这种模式主要是应对当时的“耕战”，秦国需要足够多的税收来维持帝国模式，而收税的方式是通过家庭为单位进行收缴的，如果一个家庭迟迟不分家，收缴的税收肯定会减少。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淬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汉初年间，总体上还是实行秦朝分家的模式，战争破坏太过于严重，“同居共财”的物质基础根本达不到，一大家子在一起，总得要解决吃饭问题，但是汉初时期的亩产量是根本没有办法维持的。

到了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统治者为了彻底贯彻，也推行儒家中的孝道思想，其中一项要求就是“同居共财”，也就是不分家。这主要是由于汉代经过了休养生息，百姓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可以形成这种家庭模式，但是汉代普遍的家庭人口模式还是以五口之家为主。

“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

汉代与部分唐宋时期的法律是不一样的，在父祖在世期间是可以别籍异财的，并且对于怎么划分有着具体的规定。

但是还是维护儒家的孝道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以及户籍上的方便管理（汉武帝之后的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了，财产在不断流动，意味着人口也在不断流动，这点是历代王朝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不方便管理）。

随着统治观念的推行，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一些“同居共财”的现象。但是大多数还是小家庭为主，可是受到了孝道思想的影响，往往会出现一些兄弟姐妹之间推让财产的行为。

2、别籍异财之禁从西汉时期开始执行严格

西汉时期，会出现社会观念盛行孝道思想，但是实际上还是多别籍异财的现象。针对如此，法律也不能完全贯彻别籍异财之禁。东汉时期，对于别籍异财之禁的法律突然逐渐严格。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直接废除了别籍异财的法律，“魏文帝受禅……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快，以及各个朝代实行的政策程度不同，所以很难具体判断，但是大的方向还是别有异财之禁，对于一些“同居共财”的家庭，朝廷会亲自表扬，并且定为“义门”。

如果这种家庭遇到了什么天灾人祸没有办法维持生存，地方政府一般会进行救助，可想而知，统治者对于这种家庭模式的看重。唐宋时期，制定规定“别籍异财”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这在礼法盛行的中国古代是一种很严重的罪。

官员们需要以身作则，如果一旦发现“别籍异财”的行为，就会被罢官。“在父母丧……兄弟别籍异财……免所居官。疏议曰：居丧未满二十七月，兄弟别籍异财，其别籍异财不相须。”。并且在法律上对于子孙的财产权进行进一步的限制，减少析产的主动权。

唐律疏议当中明显提到，家中所有的财产都是属于家中长辈的，尤其是父祖，子孙对于家产是没有任何使用权的。子孙是不能有个人财产的，对于偷盗家中财产的行为给予杖刑。在汉代，父祖如果同意别籍异财，法律上是可以的。

但是在唐宋时期，这样的行为也不行，如果父祖同意这种做法，那么父祖就会受到一定的刑罚。由此可见，在唐宋时期对于家庭的管理控制是十分严格的，也说明了当时暴露出来的家庭财产很多问题（宋代的法律大多也是沿袭的唐律疏议，关于家庭财产方面大致是一样的看法）。

对于户籍的严格控制以及极力维护父权制的家庭权威，侧面反映了唐宋时期的制度模式以及家庭模式有一定的松动。

事实上的确如此，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人口和财产流动都是极其迅速的，有钱就可以买土地，没有钱就可以卖土地，这类行为在法律当中是允许的。也难怪唐宋时期实行如此严格的“别籍异财”之禁了。

二、“别籍异财”之禁为何会有变化？

1、主要是社会情况在不断变化

“别籍异财”之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管之户，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人籍帐。”

唐宋时期的收税模式是按照户等来的，财产多的，户等就高，自然纳的税就越多。所以一些百姓为了能够少交税，会“别籍异财”，分开的财产一定不会很高（起码比同居共财好）。

后来唐朝中后期，社会陷入混乱，以往的税收模式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支撑，所以会加大税收力度，也间接加强了“别籍异财”的可能。

宋代也是如此，宋代的税收一直以来都是比较苛刻的，虽然经济形式比较活跃和丰富，但是也无法改变税收苛刻的事实。当时总的税收模式也是和唐代一样，按照户等来收税。

另外，宋代的收税并不是面向全体人民，对于一些当官的、寺观户、举人是不用收税的，也就是说，属于这些人的税收会直接落在普通百姓头上。

唐朝也有类似的规定，就是一些高户等的不用纳税。由此可见，税收的沉重是原因。所以后来政府为了限制“别籍异财”的现象，对于法律是严加控制，但是为了不激起社会的激烈矛盾，“别籍异财”之禁的一些法令在后面得到了缓解。

“皆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仍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致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静思之，深所叹服”。

所以当时社会上很多掌管家庭财产的父祖会提前写遗嘱来分配财产，以防赋税问题和一些家庭矛盾的产生（子孙对于财产的不同觊觎会引发不同的矛盾，不利于家庭和睦）。

2、政府的观念和百姓不一致

政府之所以要“别籍异财”之禁，是为了在户籍上方便管理，在税收上能够多收一点。百姓对于“别籍异财”的想法根本不一样，百姓想的是分家产，但是政府想的是住在一起，户籍上是一起的，方便管理。

根本理念的不同也是“别籍异财”之间变化的重要原因。政府重视的户籍往往是百姓所厌恶的，因为在一般人的想法中，都会认为是户籍将他们强行捆在一起，所以收的税才会很高。

对于百姓的生存来说是不利的。最典型的，唐宋时期很多要分家的，大多都是分财产，很少因为过不下去了才分家（就算过不下去，分财产也是主要的事情）。

“若谓父母在，不得别籍异财，然丘如本是李家之子，不礙上条。但丘如既已有财产，却不得再分丘闰田业，则丘寅、丘宁亦自无说。所有供赡继父，葬送母亲，丘如合当诸子分之一，不可以前后异其心”

三、总结

唐宋时期的别籍异财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上的极端变化，经济活动的加快以及统治者的社会管理难度加大，需要对于别籍异财现象重新看待。如果局限在之前的禁令当中，有可能会造成激烈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古代史》

《中国家庭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