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

作者简介：杜君立，关中人，历史写作者，主要作品有《历史的细节》《现代的历程》《新食货志》等。作者授权发布。

在传统语境中，“天”是抽象的，虽然有时候会以特殊的“天象”或自然灾害来表达“天意”，但天下的民情民意却是具体的。用现代话来说，天命不仅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主观上统治者要有德，即关心民众的利益；失德则会失去天命，也必然失去政权。

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似乎都带有迷信的成分。但迷信不仅意味着无知，也意味着敬畏。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敬畏，构成对权力制约的唯一力量。如果说制约皇权的是天命，那么制约官权的就是“小天命”。

在《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一书中，美国汉学家施珊珊将“生祠”这种体现地方民意的祀庙称为“小天命”。

为官吏带来满足

在一定程度上，古代的民与官是完全对立的，但实际上，所有权力都会有一个边界，只是有的边界大一些而已，天命和小天命就是一种神秘的边界。说它“神秘”，是因为这种边界并不是明确的、清晰的、法律化的，但它确实存在：如果说天命体现为历史与天象，那么小天命就体现为生祠。

顾名思义，生祠就是给活人建立的祀祠。传统的祀祠都是为了纪念神灵以及逝去的圣贤和祖先，生祠则是纪念活着的圣贤，尤其是造福一方的州县官吏。

生祠一般由地方民众发起修建。作为一种社会公共空间，生祠必然会引起地方公众的关注，人们在这里对祠主进行参拜和感念。有些生祠会得到长久保留，在祠主去世后成为遗祠。如果可能，生祠的延续往往会比一个人的仕途、生命乃至他所在的王朝都要长久。当然，大多数生祠都会很快荒废。

中国传统士人追求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生祠具有不朽的指向，无疑会满足官员对荣誉的最大需求。

生祠既然能为官吏带来满足，那么反过来，官吏就要善待为他修建生祠的地方民众。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利益的交换，无职无权的普通平民被赋予了发表政治言论、增强政治参与的权利。

在东汉末期，曾有过著名的“月旦评”，即许邵兄弟以其才识对当时官吏进行点评。据说凡得好评者，如龙之升；得恶名者，如坠深渊。唐朝之后，传统的门阀大族已经从中国政治舞台消失殆尽，平民士人构成官僚阶层的主流。对他们来说，没有出身门第可以炫耀，只能以政声来获得荣誉，生祠便很受欢迎。尤其是明朝，朱元璋以布衣而得天下，官吏大多来自科举，生祠在明代热极一时。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令各郡县儒学设立“先贤祠”和“贤牧祠”，以纪念士大夫和地方官员，这或许成为明朝生祠滥觞之始。整个明朝，官方对旌表贞烈、死后奉祀、名臣入祠等都严加控制，但对生祠基本予以默认和默许。

虽然《大明律》禁止为在职官吏建立生祠，但实际上，民间建立生祠并不需要得到官方的批准。顾炎武说:“今世立碑不必请旨，而华衮之权操之自下。”有人估计，明代生祠数量可能多达五万，《小天命》作者施珊珊认为最多不超过一万。历史记载中有“无官不立生祠”“生祠不断”“处处生祠”等，在当时，一个县出现二十多座生祠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生祠有大有小，小的可能只是一个临时的神龛和画像，大的则可以独立成院；有的生祠规模宏伟，丝毫不逊色于大型寺庙。

州县官的“标配”

生祠是古代地方民众给予一个官员最大的奖赏，正如升迁代表朝廷满意一样。在一些情况下，这常常是矛盾的。地方民众希望官员清廉公正，减免赋税，但州县官果真如此，那他的仕途必然岌岌可危。反之，他就可能遭到地方民众的指责。

作为地方官，州县官号称“百里侯”“父母官”，个人拥有很大权力，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替朝廷征税和为民众断案。他们在一个地方的任期很短，常常只有三五年。在短暂的任期内，取悦上级的同时，得到地方民众的爱戴，并不是一件易事。

比如监生索绍在清河县时，接待嘉靖南巡花费极其节省，朝廷将其调离，当地民众却立祠纪念。夏玑现任新淦知县时，当地有富户杀人，夏知县将其下狱，杀人者行贿不成，便活动上级将夏调离，当地人为夏修生祠。

生祠作为一种公开嘉奖，只能出自他者。如果只是出于对权力敬畏，那些由朋比为奸者赞助而非出于“公意”建造的生祠，一旦官员离任，注定会荒废。人走茶凉，比荒废更可怕是塑像和建筑被捣毁。顾炎武曾感叹：“今代无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几，而毁其像，易其主者。”

有明一代，生祠跟轿子一样，几乎成为州县官的“标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地方自治色彩，即民众批判官员和朝廷的权利，而且这种批判是公开的和长久的，可以保持对权力长期的震慑。对普通平民来说，生祠提供了一种在正统权力体系之外，对“父母官”进行奖励的神圣感，“小天命”实现了对“天命”的对冲与制衡。

事实上，明朝生祠热背后，也有官方推波助澜的影响。在朝廷看来，民众对地方官员的拥护也增强了皇权的合法性，毕竟官员都出自朝廷的任命；同时，生祠也有利于约束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吏，防止其结党营私、滥用权力和激发民变。总的来说，生祠有利于维持政权稳定和社会和谐，甚至从表面上，无处不有的生祠也营造了一个遍地皆尧舜的祥和幻影。

生祠的“巅峰”

明朝的官吏，不仅是地方州县官有生祠，驻扎地方的军队将领一般也有生祠，甚至连朝廷大员也在大建生祠。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建生祠，但他们并不介意给自己修建生祠。比如东林党的李守俊，因反对全国各地建造魏氏生祠而罢官，却因其减税举措而为商人所感激，被立祠供奉。另一个东林党人韩爌在激烈反对魏忠贤生祠落成的前不久，还撰文纪念另一位同事的生祠。

如果说明朝出现了生祠热，那么这场生祠热的高潮便是魏忠贤生祠。

魏忠贤并非地方官，而是一个宫廷太监，但他在天启年间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号称“九千岁”。许多人或是为了谄媚升官或是畏其气焰，争相为他立生祠。

天启年间，有人上书称魏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袁崇焕遂在宁远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一时之间，“海内争望风献媚”。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

当然，魏忠贤对他的生祠是乐见其成的，他甚至把是否建祠与建祠多少，作为衡量官员是否效忠自己、是否应该重用的标准，在建祠中表现积极的基本都获得升迁：杭州生祠建成后，带头建祠的沈尚文被封为杭州卫百户；顺天府尹建祠于北京宣武门外，开工时属官们不肯揖拜，该府尹独自行八拜跪伏之礼，旋即升为右都御史。

与此相反，如果有人对建祠不满，便受打击，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如蓟州参议胡士容反对建生祠，生祠建成后，又不参拜，结果被诬贪赃，以监盗仓粮罪被捕，定成死罪；提学副使黄汝亨路过杭州魏忠贤祠，感叹了一下，便被守祠的太监当场打死，地方都不敢过问。

魏忠贤生祠规模宏大，所用物料、工匠、技术等也都经过精挑细选，个个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魏忠贤生祠成为明代生祠的巅峰之作，在规模、数量和投入等方面都空前绝后。官员们为此搜刮民财、侵用国库、砍树拆房，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严重损害，更严重的是彻底败坏了生祠原有的道德伦理。

魏忠贤狐假虎威，依仗的是天启帝，等到了崇祯帝时期，魏忠贤及其党羽全部被株杀，魏氏生祠便成为罪证，遭到全国性的摧毁，“不论在京在外，已发未发的，都着通行拆毁，变价助边”。

可以说，魏忠贤的生祠是对明朝生祠热前所未有的打击和嘲讽。在遭遇到可怕的“锚定效应”后，让明代官吏梦寐以求的生祠多少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光环和荣耀。最不幸的，这一切恰好也是“小天命”与“天命”发生混淆的结果；或者说，是因为权力对“天命”的僭越。对明朝来说，生祠既已经失去意义，那么它的“天命”和“小天命”也差不多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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