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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一天,北京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一处院子门口停下来一辆“吉姆”轿车。车上下来三个干部模样的人,其中之一便是时任国家侨办主任廖承志。
他们走进院子最东边的一间房子,碰到一位60多岁的妇女。这位妇女骨瘦如柴,已是满脸皱纹,两只眼袋挂在眼眶上,满头白发如干枯的杂草。从外表上看,她与那个年代普通妇女没有任何区别。
打量一番后,廖承志问:“你叫耿碧琰吧?就是从前的赵碧琰?”
那位妇女刚刚扫地回来,看到三位陌生人有些紧张,非常警惕地问:“你们有什么事?”
廖承志笑着说:“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是想帮你追回在日本购置的不动产。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事,但现在你是中国公民,我们侨办绝不允许我国公民的财产受到损失。”
这时,这位叫赵碧琰的妇女才稍微放下心来问道:“那些东西我还能拿回来吗?”
廖承志说:“中日断交多年,现在很多骗子在冒充你的家人企图骗取那笔巨额财产。”
赵碧琰又问:“那我应该怎么做?”
廖承志说:“你只要拿出当年购地的地契,证明你的身份,我们可以安排律师协助你拿回财产。”
听到这里,刚有点激动的赵碧琰顿时又泄气了:“那些地契早就被烧了。”
廖承志听完也只能皱着眉头跟她说:“你先到派出所把名字改回赵碧琰,我再找人具体和你商量。”
廖承志
廖承志提到的巨额财产具体有多少无从得知,后来日本《产经新闻》对此事进行过报道,标题便是《飘浮在宇宙中的240亿》。根据该报的评估,廖承志提到的巨额财产大概为240亿日元。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都会好奇,一个北京胡同扫地大妈为何会在日本有如此巨额的财产,她到底是什么人?
说起赵碧琰确实没有几个人知道,但要提起赵欣伯,东北上了年纪的人大概会知道这个名字。他就是伪满洲国首任“立法院长”——一个大汉奸。而赵碧琰正是他的妻子。
赵欣伯是满族人,1890年出生于河北宛平。1915年留学日本,从明治大学法科毕业后到日本陆军大学校担任过中文教师。1925年,他还成为第一个获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日本陆军大学校是日军培养高级军官的地方,招生条件非常严苛。从赵欣伯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日本很早就在培养中国带路人,并给军官培训中文,为侵略中国可谓处心积虑。
赵欣伯也在陆大任教期间结识了一批日本少壮派军官,比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从那时起他便委身于日本人。1926年,经时任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本庄繁推荐,赵欣伯回国担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
当年日本人与张作霖达成默契,向大帅府派去不少顾问。这些顾问主要负责张作霖与日本人的沟通,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在奉系军阀中的代表,他们代表的是日本人的利益。赵欣伯在当年便是奉系当中著名的亲日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退入关内。赵欣伯等人发起了“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不久他又先后担任了伪奉天市长、伪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等职务。
赵欣伯还是积极推动建立伪满洲国的人,甚至连“满洲国”这个国号和后来把长春改称为“新京”都是出自他手。国联派到东北调查日军侵华事件的李顿调查团,后来在报告中将赵欣伯比作“满洲国的产婆”。
伪满成立时,赵欣伯担任首任立法院长,他还带着妻子去日本见了天皇,一时风光无两。溥仪为了表彰他的“功勋”一次性奖励了数万银两。伪满洲国筹建处有功人员嘉奖词中这样评价赵欣伯:
自满洲事变以来,为接应日本军队,解开当时奉天的困难局面,努力维持奉天治安。
赵欣伯
赵欣伯身居高位以后展现出高超的捞钱本领,连日本人都越看越不顺眼。先是把他调任为伪宫内府顾问官,1937年又以贪污罪对其进行指控。从此,赵欣伯仕途彻底断绝,干脆带着自己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到日本搞钱去了。
他在伪满任职期间结识了不少日本实权人物,到日本后利用这些关系做西药生意。当时正值战争,药品需求量惊人,赵欣伯因此发了一笔横财。
这个汉奸还是有一定的投资眼光。据其长孙赵昭明回忆,在1934到1935这两年间,赵欣伯在日本繁华地带银座、箱根、狗江购买了许多土地,面积达到十几万平方米。
赵欣伯常狡猾,为了掩人耳目,购买土地时写的都是妻子赵碧琰的名字。并且用一套法律术语确认谁才是赵碧琰,比如她是左撇子、儿子赵宗阳左眼残疾等。
后来,赵欣伯还在东京豪宅的车库里挖了一个“丰”字形的密库,把装满金银珠宝的铁箱用水泥封到密库里。
这个密库在战时被日本人发现,后来日本人报告给盟军司令部。美国人一听非常高兴,决定立即挖掘,挖出财产的三分之一作为挖掘费用。日本接管了三分之二,据后来赵家长孙赵昭明回忆,仅日本保管的部分就有数百件首饰珠宝和40斤黄金。
1939年,赵欣伯受邀回国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法律顾问,他似乎嗅到了东山再起的味道,欣然赴邀。他把在日本的财产委托给一个日本法律界好友铃木弥之助代管。
然而历史风云变幻,赵欣伯回国后再也未获得出国的机会。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赵碧琰将家中所有证据包括他那些地契一把火统统烧光了。
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赵碧琰拿着几根金条收买监狱长,监狱长眼看大势已去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为赵欣伯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
新中国成立后,像赵欣伯这样的大汉奸自然难逃法网。当公安机关将他传唤至看守所,此人自知罪孽深重,被吓破了胆,没几天就旧病复发而亡。
当时赵碧琰也与日本失去了联系,家里财产全部没收,一大家人全靠儿子每月50多元工资维持。赵碧琰自己也不得不去扫大街,挣点生活费。虽然过得贫苦,但那段时间也算清净。
在国外购买财产原本是很隐蔽的事情,廖承志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话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军后方基地,获得了大量经济援助。那段时间,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地价甚至翻了数百倍。
由于赵家长时间失去联系,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赵家委托管理财产的日本律师铃木弥之助动起了歪脑筋,想将之占为己有。他伪造赵碧琰遗嘱,称去世后全部财产由他处置。他谎称赵碧琰已去世,用这份假遗嘱卖掉了两块地。
赵碧琰和儿子赵宗阳
赵碧琰“去世”的消息被爆出以后,各地骗子纷纷出动。有的自称赵碧琰,有的假冒赵欣伯的儿子赵宗阳,为了骗取赵家的财产,他们费尽心机。甚至不惜交巨额的保证金,彼此打起了官司。
其中有一个叫马场初子的华侨,她伪造证件想骗取赵家财产的事情被日本警察识破,警方正准备将她法办。惊慌之下,此人找到驻日本的华侨总会求助,并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此事被报告给廖承志后,他非常气愤:“我们中国公民的财产岂容这些不法之徒肆意窃取!”他通过公安部查询到赵碧琰就住在北京,便打算亲自去见见她,帮她夺回财产。
在廖承志的帮助下,就当赵碧琰准备到日本打官司时,中国进入了特殊的10年。那时赵碧琰已经改回原名,她的身份很快就被人发现。
那个年代,汉奸家属自然没有好果子吃。赵碧琰的儿子赵宗阳因盗卖被查封的财产而入狱,孙子也因报复革命入狱。胡同里的人都知道赵家是汉奸,再也没人敢跟他们来往。赵碧琰也安心去扫大街了,不敢再提财产的事。
事情直到1976年才迎来转机。由于日本不断报道赵碧琰名下财产被骗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骗子越来越多,日本法院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不得不通知中国如果在赵碧琰年底再不出庭,就将进行缺席审判,对其非常不利。
赵碧琰出国打官司的事被重新提上日程。经过精心准备,赵碧琰在在外交部协助之下奔赴日本打官司。然而到了开庭那天,法庭上的场景让她傻眼了,居然有来自马来西亚等地的3位自称“赵碧琰”的人。
法官一一进行询问,那几个人对赵碧琰的事情对答如流。但轮到真正的赵碧琰回答问题时却出现了状况。
法官问:“你丈夫赵欣伯是哪年被定罪关押的?”
赵碧琰竟然回答说:“他没有被关押。”
法官惊奇地说:“中外报纸都报道了此事,你不知道吗?”
赵碧琰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
后来法官又找到当年赵氏夫妇旅居日本时的佣人问:“你认识她吗?”
赵碧琰回答道:“不记得了。”
这样一问三不知的表现,连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听完都直冒冷汗。
赵家人在日本
第二天,法官又单独会见了赵碧琰,此时没有翻译在场,他们直接用日语交流,赵碧琰才肯表明身份。
法官开门见山地说:“你知道密库的事吗?”
赵碧琰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法官要来一把剪刀和一张纸。她用左手把纸剪成一个“丰”字形。
法官顿时明白了赵碧琰的身份,左撇子符合赵欣伯当年立下的法律文件中对她的特征描述。而当年藏宝的密库是秘密挖掘的,“丰”字型的结构当然只有亲历人才会知道。
即便已经确认了身份,但法律还是讲证据的,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法官也无法直接把财产判给她。
不得不承认赵碧琰确实是个“精明”的女人。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孙子还在监狱,再弄一笔巨额财产回去,恐怕连扫地都扫不成,命当然比钱更重要。赵碧琰打的小算盘无非就是拖住法官让他不要轻易乱判,同时自己又暂时不接管财产,等待时机。
财产官司再次陷入,中国外交部针对此案照会了日本,日本国内一些友好人士也出面斡旋。日本法院不得慎之又慎。
事情发展至此,赢回赵碧琰财产只差足够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为赵碧琰指定了傅志人为律师,傅曾代理过中国最大的刑事案件,法律界的读者应该知道他的大名。
傅志人跑到赵碧琰家中陪她聊了一个星期天,终于打开了她的心结。经商量后确定了三条方案:一是请有关部门协助查找赵家被查抄的财产,从中寻找线索;二是到北京、长春等地的档案馆查询关于赵家历史档案;三是按照赵碧琰提供的线索去找证人。
经过8个月的紧张工作,在各个单位的积极配合下,傅志人找到19份证人证言和18份书面证明。这些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赵碧琰和赵宗阳的身份。
为了提高赵碧琰的知名度,有关部门还组织了一场她与溥仪的胞妹金蕊秀的会面。两人早年就关系密切,时隔数十年后再度相见,经过引起了热议,起到很好的效果。
正当傅志人踌躇满足准备赴日本打官司时,赵碧琰却病倒了,健康状况不再允许她出庭。经过商讨,决定由赵宗阳代替母亲出庭。如此一来又多出两个问题——要证明赵宗阳的身份和他与赵碧琰的母子关系。
傅志人
赵宗阳在日本刊登了寻人启事,寻找自己的小学同学,最后还在日本医院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和导致眼睛残疾的医院病历。
1984年5月15日,东京法院再次开庭。这次出庭为赵宗阳作证的小学同学有11人之多,大家讲述了赵宗阳念小学的一些事情。还带着法官到原先就读的小学,找到1938年赵宗阳等人的“卒业证明书”。
在一系列证据面前,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最终做出判决,同意赵碧琰亲自管理自己的财产。至此,一场持续20余年的财产官司落下帷幕。
其实,这个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赵家背后始终有国家支持,能提供大量证据。这是其他骗子无法做到的。
至于这笔财产当时到底有多少。中新社在文章中说:赵氏在日本遗留财产折合人民币约30亿元。
赢了官司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置这些财产。当时赵家购买的土地大多已被他人占用,那批珠宝也保存在日本人手中。光是把土地清理出来,单凭赵家的力量也绝对是办不到的。
而且按照当时日本的法律,变卖大宗土地要缴纳50%的买卖税,一旦赵碧琰去世更是可能征收高达80%的遗产税。
面对这些难题,赵碧琰再次展现出“精明”的一面。她召集家里人宣布:“当年你们的爷爷做了错事,成了国家的罪人。但国家却不计前嫌,帮我们追回财产。我决定捐出80%财产,用于国家的慈善事业,就当为他赎罪。”
对于这个决定,赵家人都表示支持。历史风云跌宕,赵家人的命运犹如过山车忽上忽下,到了最后终于看淡。赵家把80%的财产捐给国家,按照新闻报道估算大约为24亿元人民币,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但这个举动并没有什么好称赞的,因为这些财产原本就是搜刮民脂民膏而来。抗战胜利后对于汉奸财产是一律没收的,只是赵家财产隐蔽在海外才没有执行。
并且没有国家这个强大的后盾,赵家无论如何也难以追回这笔巨额财产。赵家即使留下20%,算下来也是个天文数字,对于他们来说已算是“法外开恩”。
倒是赵老太太的幡然悔悟和对于钱财的淡薄还是让人敬佩的。也许是经历了大风大浪让她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一个家族,只有站到与国家与民族一致的立场上才可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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