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场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运动席卷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不过，相较于此时捷克国内的欢欣鼓舞，苏联却一片寂静，甚至略微有些低气压。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都是在斯大林统治松动时发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的东德造反是这样，1956年发生的波匈十月事件更是如此。但在这些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却是例外，它在动乱中维持着一个平静、稳定的局面。

东欧的混乱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稳定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也印证一个事实：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

据资料记载，作为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最高领导人的诺沃提尼不缺威信，他不仅处处模仿斯大林的言行举止，而且还专门设计了跟斯大林一模一样的大元帅服，以表示自己的“正统性”。不过，与斯大林相比，诺沃提尼还是差了很多。

事实上，这位铁匠出身的总统能长期在捷克斯洛伐克占据高位，主要还是靠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大清洗时的狂热。就像斯大林对付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政敌一样，诺沃提尼也将政治恐怖遍及全国。通过这种疯狂的政治行为，诺沃提尼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位置，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

前文也提到了，诺沃提尼是铁匠出身，才疏学浅，他之所以能在国内维持一种平静、稳定的局面，主要还是凭借强大的政治机器。正因为如此，等到斯大林去世后，诺沃提尼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横空出世，既让一群政治犯欢欣鼓舞，也使斯大林的支持者痛哭流涕。在这种情况下，诺沃提尼的敏感神经也被触动了，他认为自己应该采取办法，挽救摇摇欲坠的极权统治。既然赫鲁晓夫想搞政治改革，那他不妨也试一试。

不过，相较于赫鲁晓夫的改革，诺沃提尼的改革就没有半点新意，它无非还是扩大企业权限罢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改革政策自然不能使经济有所起色。

几年的折腾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意识道：改革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只要诺沃提尼的统治仍然存在，捷克斯洛伐克就不能进行改革。于是，捷克国内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政治解决上了，他们迫切呼吁对政治进行改革。

进入60年代以后，诺沃提尼的统治开始动摇，尤其在经济增长、民族问题等主张上，诺沃提尼本人也遭受了猛烈地抨击。于是，捷克斯洛伐克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很快就落到了杜布切克的头上。

其实杜布切克的上任是受到苏联支持的，苏联认为诺沃提尼在国内不得人心，所以对杜布切克的上任也并无异议。作为回报，杜布切克也迅速出访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表示，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关系不会因领导人的更迭发生任何改变。杜布切克的诚恳赢得了莫斯科的信任，他让莫斯科相信捷克改革的步子不是很大，至少他不会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

可惜，这段“蜜月期”还是太短了！

随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不断深入，苏联人突然发现事情已经脱离了掌控。他们发现，杜布切克的改革竟然直指内务部，众所周知，内务部是苏联模式的产物，也是维持秘密警察统治的根基。杜布切克的逾越让莫斯科感到不悦，他到底要将改革带向何方？

1968年4月，捷克中央通过著名的“行动纲领”，提出建立“一个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新模式”。它的实质是彻底摒弃了苏联模式，也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制衡，甚至要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完全抛弃苏联模式。

这一切都让莫斯科方面感到事态失控，它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决定不能再等了，决意要以武装干涉的方式阻止捷克改革的进程。

1968年8月，华约军队全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面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展开反抗。8月21日，布拉格广播电台发出最后的声音：“能说的话都已经对大家说了，广播很快就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国家属于我们，主权终将回到我们手中。”

几乎在一夜间，所有的捷克地方路标、村镇名称都换了名称，而大街上人们围着苏联军人抗议的场面更是屡见不鲜，这是捷克人民针对苏联武装干涉发出的不屈呐喊。

然而，有意义的抵抗已经结束，当改革派的杜布切克等人被劫持到莫斯科之时，“布拉格之春”实际上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