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眼中的传教士与义和团

作者：顾长声 来源：察网

1900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威震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罪恶计划，显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力量，成为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民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的奠基石之一。

帝国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联合镇压遭到了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其中最重要的是列宁在1900年12月《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的战争》一文，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目的，他特别指出：

“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这是列宁代表了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所作的最有力的声援。

欧美各国进步人士当时也曾对帝国主义侵华罪行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谴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克·吐温对帝国主义的声讨。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1835—1910年)是美国的进步作家，他的创作的一生正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一时期，他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政论、演讲以及言论，用他那特有的讽刺的笔调，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深刻辛辣的批判。

马克·吐温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非常关切，他对中国爆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极为同情，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他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

“现在全中国都站起来了，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人民方面。欧洲的匪徒们曾经欺凌他们多年，我希望他们能把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让他们再回去。”

同年十一月，马克·吐温在美国公众教育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时公开宣布：

“我就是义和团。义和团人是爱国的，我祝他们胜利。”“为什么列强不退出中国，让中国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呢?事情都是外国人闹出来的，只要他们能滚出去，那是多么大的好事。”(以上参看《世界文学》1960年第10期，第128页。)

触发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主要是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民族的危机，接着德国又借一八九七年发生的曹州教案武装占领胶州湾，迫使山东人民首先发难。自从一八四○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摧毁了中国固有的防线之后，大批传教士就乘势拥入，上下渗透，公然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建立据点，深入到各个城镇和乡村，变外来为内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到十九世纪末，单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挑起的大小教案就达四百余起，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久已把传教士中一部分作恶多端的人看作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

当义和团开展“扶清灭洋”的反帝斗争后，外国传教士先是怂恿帝国主义政府对中国进行干涉，压迫清政府撤换地方官吏，镇压义和团，后来发展到竟然脱去了道袍，穿起了军装，拿起了毛瑟枪，参加到侵略军的队伍中去，充当翻译官、向导、情报官、参谋和连队长，直接与中国人民为敌。

据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写给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一封信中透露：

“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3页。)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在写给巴黎遣使会总部负责人白登卜的报告中供称：

“我们在北京城里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名翻译官，其中八名是精通华语的传教士。……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法国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向。”(《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71—72页。)

基督教(新教)在华北的传教士也有一部分直接担任了侵略军和使馆的翻译、向导、情报官等，他们有的穿上军装背起了枪，其中有诸如曾长期担任过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创办“尚贤堂”的李佳白，担任天津教区监督的宝复礼，北京公理会会督梅子明等，都曾在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中干得很出色，有的还写了书，不自觉地提供了自供状，更多的是竭尽全力为侵略军出谋划策，带领军队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和到处敲诈勒索。

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后，即下令大杀、大抢、大烧三天，实际上烧杀劫掠岂止三天。全城出现一片“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的惨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外国传教士也参与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暴行，他们不但自己全副武装，还发枪支弹药给教徒，在北京城内城外任意射杀无辜百姓，放火烧屋，劫掠大批财产，抢占王公贵族的宅院，以至于四出搜索义和团，强迫地方当局和农民付出巨额赔款和“以人头抵人头”，即教徒被害一人需交出人头一个。用当时在北京目睹这场浩劫的英国人总税务司赫德的话来说：

“甚至有些传教士以给上帝更大光荣为理由而毫无顾忌地劫夺敌人的财产方面，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一个旁观者就听到说:‘恐怕到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教徒仍然以为抢劫和复仇还是基督徒的美德呢!’”( Fortnightly Review，1901年1月。)

被八国联军俘虏的义和团

据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供称：

“我该不该下令教徒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 Le Temps(de Paris)，1901年1月9日。)

樊国梁随即贴出了命令教徒公开抢劫的“布告”，规定：

“一切抢来之物都应归公〔??〕，堆放一处，然后大家均分。”“(教徒)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一百七十五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本堂神甫，将多余之款归公。”(《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229—230页。)

据后来樊国梁自己报称，在北京城劫掠的银两数共为“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枚”。(《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1—123页。)可是仅据美国一家报纸的报道，樊国梁率领教徒到一家王府一次就抢劫了财物珍宝价值达一百万两银子!( New York Herald，1901年1月9日。)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不甘落后，据那位以传播西方文明著称的丁韪良供称：

“教徒们急需要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该处去发现藏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装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在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还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是我自己的回声。……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搬出来公开拍卖。另一个雷思德牧师……买了四大箱皮货，打算运到纽约去转售。……我很荣幸在他们蒙受责难中我也有份，我承认自己与他们一样有罪，虽然我侵吞为我个人使用的唯一物品是一条羊毛毯。”( W.A.P.Martin　An Eyewitness of the Siege in Peking，第135—137页。)

表演得最淋漓尽致的要算是北京公理会会督梅子明，他把他在北京及其近郊的罪恶活动都一一写信向他在美国的妻子如实地作了汇报，且录几条精彩的如下：

一九○○年八月十六日写的信：“我最亲爱的妻子，……八月十四日我们被援救出来了。……我挑选了占领就在我们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

八月二十日写的信：“亲爱的，……我已带领二百余名教徒占领了那座蒙古王府。……由于我现在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作一位王子对待，他们给我送来了蛋、鸡、鸭和葡萄酒等等。”

八月二十八日写的信：“亲爱的，……我必须把义和团的头目们搜查出来，并尽可能地给予惩办。我马上就要开始去干这个行当。……我们已经抢劫到足够的东西可以过冬了。”

八月二十九日写的信：“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将尽快地把这批财宝全部运送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

九月十八日写的信：“我离开北京城出外讨伐已有五天了。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的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义和团象野鹿一样从我们面前逃走，我们发现无法在青纱帐里追捕他们。”

一九○一年一月一日写的信：“我们都被邀请从十一点到一点钟到查飞将军处报到。目前在四乡还发生一些新的战斗，特别是那些外国军队扫荡过但是没有适当镇压过的地方。……现在又要重新进行征讨了。”( Henry D.Porter: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第190，191，195—199，207—211页。)

不仅如此，梅子明还将大批赃物公开拍卖，捞取大量现金。到四乡去扫荡时，他还私设公堂，随意抓人进行非法审讯，强令农民跪在他跟前，进行逼供和敲诈，对每一个受害的教徒还强逼地方当局赔款数百两银子和附加罚款。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仅北京城和直隶省地方自筹赔偿给传教士的钱就达一千一百十二万四千余两银子，其他北方诸省还未包括在内，而这些都是在签订《辛丑条约》以外的额外勒索。

八国联军和传教士在北京的暴行的消息传到美国时，正当美国上下都在准备欢度传统的圣诞节的前夕。当美国进步作家马克·吐温读到这些消息时感到极为愤慨，许多有正义感的美国人民也无不为之感到这是西方文明的耻辱。马克·吐温为此连夜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叫做《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美国有影响的杂志《北美评论》在一九○一年二月号上全文予以登载。

马克·吐温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舆论界的极大震动，许多报纸转载了他的这篇文章，纽约反帝同盟又把它印成单行本，发行了十二万册以上，使广大的北美人民和西欧各国人民得以了解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和传教士罪恶活动的真相，激起了他们无比的义愤，纷纷起来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谴责侵略军和传教士的血腥暴行，声援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在这篇文章里首先引了在圣诞节前夕纽约《太阳报》发布的一段发自北京的消息：

“美国公理会差会部的梅子明牧师先生已从外地旅行回来，他是去为义和团所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的。他不论走到那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梅子明先生声称：他索取到的赔偿，比天主教所获得的数字是低廉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一个被害的天主教徒索银五百两。在任丘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害，为此，这里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要求赔偿七十五万串现款(合三十四万两银子)和六百八十个人头。在和记者某次谈话的过程中，梅子明先生曾提起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态度。他说,“我断然否认传教士有复仇的念头，否认传教士曾普遍地参加抢劫，或自从被围以来做过不是环境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我要批评美国人，美国人的软手并不比德国人的铁拳好。如果你用软手同中国人打交道，他们就会加以利用。”(重点是马克·吐温加的。)

接下去马克·吐温以他那特有的犀利讥讽的笔调，对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尖锐地指出：

传教士在华的行为“正是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把‘文明之福’推广到坐在黑暗中的我们的弟兄们。总的说来，向来都是很好的买卖。……用聪明谨慎的手段来经营，是一个聚宝盆。比较世俗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戏，这里面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以及更多的别种利益。”

这就从根本上揭穿了帝国主义对华传教事业的实质。

马克·吐温认为，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表演是“很不高明”的，“他们太急于把赌台上出现的每一个赌注都给赢来，因此就难免被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们注意到——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已经开始暴露出警觉了，他们对‘文明之福’已经怀疑起来了。”这就是说，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由于传教士的侵略活动过于锋芒毕露而开始警觉起来了。

马克·吐温在这篇文章里还列举了主要由传教士带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十二件“展览品”：

“爱，正义，善良，基督教，保护弱者，节制，法律与秩序，自由，平等，廉洁，仁慈，教育等等。”(原文用粗体字)

传教士们把这些从西方带来的“珍品”陈列给中国人民看，到一九○○年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正如马克·吐温所揭示的：

“私底下说句心里话，那不过是外面的一层包装：漂亮、可爱、迷人。……而包藏在里面的，却是坐在黑暗中的主顾用鲜血、眼泪、土地和自由买来的实体。”

欧洲画报里的义和团

六十年的利用宗教侵华的历史，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少血迹斑斑的创伤：一八七○年爆发的天津教案，一次就赔款给侵略者达五十万两银子，无辜百姓被斩首和流放;一八八六年爆发的重庆教案，传教士竟下令教徒用洋枪射杀百姓三十余人，而事后反向外国侵略者赔款二十三万五千两银子，处死无辜百姓多人;一八九七年爆发的巨野教案，不仅被迫赔款二十二万五千两银子，处死百姓多人，德国侵略者还借此强占了胶州湾地区和攫取了一系列特权，马克·吐温针对巨野教案问题抨击了德国帝国主义，他写道：

“德国皇帝还没学会这种表演就干起来。他在山东的一次暴动里丧失了两名传教士，在他的账单里居然敲起竹杠来。中国得为每一个传教士付出十万元赔款，割让土地面积十二哩，居民数百万，价值二千万，还要建立一个纪念碑，盖一座教堂。……这些全都是拙劣的表演，因为这样做法现在和将来绝不会、也不可能欺骗住坐在黑暗中的人。……在德国皇帝那一方面是很拙劣的表演，他确实是得到了这笔财产，可是却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的受诋毁者，即义和团愤怒的起义。”(重点是马克·吐温加的。)( 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年2月，第161—176页。Mark Twain　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中文译文参看《世界文学》1959年8月，第106—120页。)

马克·吐温这篇有力的声讨帝国主义的檄文，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同时也指出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由于击中了要害，使得美国国内和在华的反动势力确实是慌了手脚。那位被马克·吐温点了名的传教士梅子明更是心惊肉跳，坐立不安，请看一下他的丑态：

“当马克·吐温在《北美评论》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传来时就象一声晴天霹雳。我记得当时我正到梅子明牧师的书房找他商谈一件要事，发现他坐在桌子旁边好象发了心绞痛病。我惊叫起来，‘你怎么啦?是病了吗?’他对我说：‘如果我是象那个人所说的那种人，我是不配和你谈话了!我感到我似乎应该逃走，躲进山洞，永远不再见人。’我想他是发疯了。”(同75页第210页。)

这是和梅子明牧师同在北京活动的博恒理牧师在为梅子明写的《传记》中的亲历其境的描述。这位干尽坏事的梅子明牧师先生难道真的感到内疚了吗?不!前不久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记者批评美国人的手太软，主张采用“德国人的铁拳”来对付中国人民呢!但他想不到竟然会受到公众舆论的批判，马克·吐温把他的丑恶形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受不了了，“心绞痛”了。可是他并不想悔改，而是想“躲进山洞”去策划如何反扑。

在美国的基督教各个差会头目，早在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就在纽约开会并且作出了一系列决议。他们已经觉察到传教士在中国的罪恶活动使美国的人民，包括有正义感的教徒在内感到深为不安，要求各个差会加强对美国人民的欺骗宣传;对于在华传教士，则继续要求他们留在中国按照原定方针活动;“有几个差会的总部接到了从中国打来的电报，要求向华盛顿提出抗议，反对联军撤出北京和让慈禧太后复位的建议，认为如这样做，对传教事业将是一种灾难。有些传教士坚持提出这个抗议，因为联军如果撤退，慈禧复位，中国人将会理解成这是他们的胜利，而占领北京城的精神会受到破坏，甚至导致骚乱的再起。”会议为此进行了辩论，得不出一致的意见。( Chinese Recorder，1901年8月，第398—405页。)

这些差会头目满以为这样做，将会把国内的人民瞒住，却想不到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在八国联军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大干坏事的消息传到了美国后竟被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发现了，“天缘凑巧，所有这些好消息我们都是在圣诞节前夕收到的，恰好可以让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好好地过一个圣诞节。”马克·吐温放弃了圣诞节的狂欢，赶写了《给坐在黑暗中的人》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使得美国基督教各差会，特别是公理会差会的头目们竟然慌作一团，张皇失措。等到惊魂稍定，他们就决定：赶紧打电报到北京要梅子明“核实材料”，在电文上做文章;在美国各大报刊登启事和公开信，矢口加以否认，企图消除影响;直接向马克·吐温施加压力，强要他向公众发表公开道歉。(参看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年5月，第724—733页。Judson Smith:The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ritics.)

面对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马克·吐温勇敢地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根据事实进行了回击。他除了先后在美国《民友报》、《论坛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予以答辩外，又在《北美评论》四月号上发表了《答传教士对我的妄论》长篇文章，痛斥了教会反动头目的反攻倒算。

马克·吐温在这篇文章里首先针对公理会差会头目史密斯牧师强要他“撤回”对传教士的揭发，还要他写出“一份道歉书”的无理要求，摆出了九条证据一一予以驳回。其中最关键的是北京梅子明牧师并没有否认他向中国农民勒索附加罚款，虽然梅子明在回电时把十三倍改为三分之一倍，性质并没有变，仍然是一种勒索，马克·吐温用了史密斯牧师提供的词汇，干这种勾当就是“窃贼”或是“敲诈”。天主教传教士勒索五百两银子一个人是“窃贼”，是“敲诈”，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讨价“便宜”一些打六折只勒索了三百两银子一个人同样是“窃贼”，是“敲诈”。带了侵略军队去向农民勒索和不带军队自己跑到农村去勒索也同样地是勒索。梅子明虽然在十一月十三日为此还特意打了一个电报给史密斯牧师说，“这一回我提议不要士兵或使馆的帮助自己去解决问题。”马克·吐温指出：“这没有什么两样，完全是一码事。那就是说，过去他是靠了武装部队去勒索赔款的。”因此，既然事实俱在，而传教士又未加否认，那末“向谁?为了什么?”要道歉呢?

至于拿了这种不义之财去“传播福音”，后来又来电更正说是“为了接济寡妇和孤儿”，马克·吐温认为这是对人道主义的一种嘲弄，是对一切真心做善事的人们的一种侮辱。马克·吐温提出，“接受审判的应该是美国差会部”，那般被派遣到海外去活动的传教士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基督教差会的指示，传教士是执行政策而不是制订政策的人，这是很正确的。可是，不论是在华活动的传教士们，或者在美国的基督教差会总部，他们的政策和行动都是由他们国家的政府所控制和支配的，这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实，必须押上审判台接受人民公审并打倒的应当是帝国主义!( 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年4月，第520—534页。Mark Twain To My Missionary Critics.)

马克思早在一八五三年八月八日在美国出版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深刻地指出：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

外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所作出的一番不寻常的表演，不正是说明了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吗?而马克·吐温对当时传教士在华暴行和帝国主义联合侵华的抨击，不仅使各国人民得以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且也有助于人们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当然，并非所有在华传教士都参与了直接镇压义和团的罪恶活动，他们中间也并非都是铁板一块，有些传教士也主张“不应使中国人认为我们是在欺侮他们因而激起他们的愤恨。”( Chinese Recorder1901年8月，第398—405页。)

马克·吐温离开我们已经有七十多年了，可是他所留下的声讨帝国主义的檄文，将永远为人们所传诵，中国人民也将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对人类进步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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