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1948年的11月12日的夜晚，在毫无征兆之下，蒋介石首席文胆陈布雷自戕，终年59岁。彼时，国民党溃败之势俨然形成，而陈的死亡，或许诠释了某种大局走势。然而对于陈布雷的死，确实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特殊位置和多年来的文章影响，一时之间让许多人为之扼腕叹息，甚至对他的离世进行了全方位的猜测。

陈布雷那么真实的陈布雷是怎样的人？他为何从报界主笔转身成为民国第一笔杆子？又为何选择自杀？一、陈布雷的笔，横扫一潭死水，吹起巨大波澜，让蒋介石对其惺惺相惜。21岁开始陈布雷步入上海报界，其行文犀利，观点尖锐，由于时评文章的受众，让陈布雷闻名甚广。被当时大家赞叹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23年，他开始用“畏垒”笔名不断发表短篇，勇于批评北洋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当时的《商报》发行量达到一万数千份。郭沫若对这一时期的陈布雷颇为推崇，“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1924年因抨击租界当局糜烂而差点入狱，但事后仍旧气度不改，放出豪言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陈布雷:从政非我 所愿。虽然笔下有惊雷，但他为人相当沉默、低调，性情颇不张扬，甚至有一些忧郁性情。1926年元旦，当《商报》创刊五周 年，陈布雷执笔写下《五年来之同顾与前瞻》时，只有36岁，此时已誉满报界，他满 怀信心以新闻事业终一生。然而，《商报》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虽然发行 1、2万份，却经济拮据，几次易主，这时已转到以亲孙传芳的傅筱庵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道，报社董事认为开罪军阀吴佩孚，很是惊慌，傅筱庵派人米审查新闻和言论。陈布雷省正好请病假，他抱病出来解释说:“ 一切由我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 面伤，此时派任何人来编辑部，使报纸解体，我就概不负责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布雷的事业寒冬却很快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其实在这年的春天，蒋介石就委托邵子力转赠自己戎装照片给陈布雷，以表达主动交接之意愿。并且颇为谦逊地落款为“弟蒋中正”。1927年是陈布雷人生的最重要一年，更是他事业的真正上升期。这年的1月，陈布雷和另一位潘公展的人去了南昌与蒋介石会面，算是蒋介石的一次面试。深谙“相面术”的蒋介石看到潘公展后认为他眼光浮动，举止僵硬，认为他“眸不正则心术邪”，相反他仔细端详陈布雷但见他嘴瘪唇翘，头发蓬松，完全就是一个书生模样，看不到一丝俗气。对于这次会面，陈布雷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在临江轩上稍坐，十六年四月偕大哥谒蒋公于此，蒋公称余文能婉曲显豁，善于达意，即在此对静江先生所语也，以此因缘，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陈布雷笔墨蒋介石在当日还给他布置了一项工作，要他写篇《告黄埔同学书》算作对其进行业务水平测试。这种文章在陈布雷这里举重若轻，自然一气呵成，这些综合评估后蒋介石对陈布雷成为他的笔杆子均表示高度满意。二、陈布雷的仕途，不想从政，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瞬息成了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对于陈布雷的安排，蒋介石也颇为费心，甚至为他“因人设岗”。蒋介石曾问他说:“君自择之，愿任何种职务？”陈布雷则回答说:“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因此蒋介石即安排他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旋即赴南京任国民党秘书处长并兼任《时事新报》主编，以及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一时之间，陈布雷的政治命运与蒋介石开始了同舟共济和水涨船高。对于自己的职业，陈布雷曾对熟人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

陈布雷和秘书然而接下来的人生舞台已经不能让他随意选择，由于个人的文章影响全面，他经常会成为蒋介石重要笔墨的首席操持者。对此，陶希圣在《记陈布雷先生》文中说:“他每次进南京，中枢就有一篇重要文告发表，而政局即为之转移。他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过任何文告草拟的经过与政治背景，甚至从来没有透漏过任何文告是他执笔。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与新闻界人士立刻推测政局将有变动与发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来了。”由这段记录我们已经知道此刻的陈布雷已然成了蒋介石最重要的文胆。只不过低调的陈布雷从未有过任何关于自己的迹象表现出来，这一点颇似清代的张廷玉。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陈布雷经常对他们说:”一个人要做二个人或三个人的事，对外要严守机密，个人最好断绝社会关系，凡进侍二处工作的人，一律要较原来职级低两级以磨炼心志，大家一定要抱定做20年无名英雄的决心。“

陈布雷和民国政要所以从政后的陈布雷“名字不愿见报”与之前判若两人，“过去他与一般报人一样，也能喝几杯酒，也打几圈牌，他主持商报的笔政，也有许多交往的人，但是这么一个豪爽的人，负起侍从室的职责，掌管蒋委员长的机要，一改过去豪放的生活，此后的他为人处事，非常谨慎,非常严肃"(陶希圣语）这一点与雍正身边的文字大秘书张廷玉非常相似。”低调谦和的性格，在其子张廷玉身上得到了生动延伸。在朝期间，他从不谋取私利，后来的乾隆皇帝也夸奖他“风度如九龄”。他平日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办事较为公正，没接到过对他任何的贪渎指控。做主考官时，有人通过关系想要打通他做一点照顾，用细微言语进行探视，张廷玉用一句诗做以回绝：“帘前月色明如昼，休作人间暮夜看”。不仅性格低调，而且在政治嘈杂的环境中，他秉承“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底线，并且“终身诵之”当作立身圭臬。在朝中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张廷玉如同雍正帝的密码箱，除了雍正本人，任何人都不能得到关于帝国的一丝机密。陈布雷虽然置身民国权力漩涡之间，但是由于品行清高，自律廉洁，不屑与污浊官员为伍。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大革命转向失败，郭沫若曾因写了反蒋檄文被通缉流亡日本，抗战期间有意回国抗日，陈布雷不顾一切地劝说蒋介石，最终让郭沫若得以回国，由此让郭沫若对他也非常感激。三、陈布雷的悲剧，虽然屡次受到知遇，却未能找到心灵的寄托，当败局已定时，唯死报答赏识他的人。从1931年8月蒋介石下野到1934年4月，陈布雷二度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在此期间，蒋介石多次表达了“实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要他只是在教育厅厅长上挂个名头，或者叫秘书代其行事，“总之盼其能来此相助。”对于这种知遇 陈布雷在内心来说是感激的，虽然说新知识分子，但陈布雷的心里颇有古代知识分子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尽管遇到了赏识他的人，但是显然陈布雷不适合从政，甚至这种文胆工作进一步导致了他的抑郁加重。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乐，每思隐退，重做记者，或教书自给。”显然他的内心一直是流浪着的，他并不喜欢这种高处不胜寒的政治人生。由于始终心绪不定，他连房子都不想租，而是住在旅馆里。

陈布雷书法尽管内心并不快乐，但是对于蒋介石对他的认可，他始终是感激不尽，愿效犬马之劳的。“从一而终”。抗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这里面有着说不尽的绝望与凄凉。从工作强度和难度来看，做蒋介石首席幕僚确实不好干，原因主要还是蒋介石要求相当高，对于这样的人也是非常难伺候。陶希圣的回忆文章中说:“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为此陈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对于一个曾经下笔潇洒，倚马可待的横扫文坛笔杆子来说，陈布雷的创作也陷入了某种瓶颈。有些时候，如果不是按照授意，完全自己发挥，这样的文章写起来酣畅淋漓，气势纵横。相反那些强迫、硬编的文字不知耗费了他多大精力，甚至加重了他的抑郁症。中当不能更详心于此，福幅重长而个见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相反，那些强遇、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儿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本《西安半月记》，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疑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陈布雷和儿子然而尽管如此，陈布雷依旧尽心尽职，压制内心的苦闷，全力报效蒋介石对他的器重。在给张治中的信中他将自己对蒋的图报写了出来:“弟自二十四、五年（1935——1936）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酬应，屏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身，睥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国领袖支配……然二十六年（1937）以来，观念一变，已不复顾及自身之劳役与荣辱，乃至于健康。”对于这种勤勉，张道藩在《纪念陈布雷》一文中给予了佐证。“总裁未就寝钱，渠不肯就寝，总裁已起身时，渠必兴起。午后必至总裁休息时，渠方敢轻松稍事休息。”陈布雷对于国民党一直抱有希望，甚至在1947年6月，陈布雷在南京对《文汇报》的朋友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显然他的预判是错误的，而在此后的一年，精神越来越差。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义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11月12日夜，“油尽灯枯”的他在南京黯然自杀前夕，留下了10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在给他夫人留下的遗嘱中说:“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此外，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表示“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示承当，以期无负教诲。”并表示自己的自杀选择出于“忧国、忧己”，“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对于陈布雷的死，当时和后世进行了大量解读，其实都是过度而已。真正让他死的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单纯寄托与绝望。首先陈布雷身体确实严重因文字透支“有时虽在病，为了写一篇文章，想一个问题，宁可终日不食，终夜不眠。”此外这个人对自己的约束力非常严格，除了之前所说的个人纪律规范外，他的个人生活相当简朴，平时用餐大多是青菜、萝卜之类。有一次，做菜的师傅擅自买了2斤甲鱼，因此陈布雷认为太浪费而将其辞退。

南京《救国日报》的记者采访陈布雷，未见到本人，却对他住的地方印象深刻。感慨地对门卫说:“我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两家，一家是陶希圣，一家就是你们的了。”在他死后，蒋介石相当痛苦，为之黯然许久，并亲自写下了“当代完人”4个字，对他几十年跟随自己做出了定论。而陈布雷的死无非是看到江河日下，颓势难挽，加之性情抑郁，最终成了压倒他最后的一棵稻草，与之前的王国维之死大多有点相似。此外还有就是他不能接受现实的逃避，加之抑郁症和过度损耗的精神，让他最终以极端方式了解了一生，因此这些细节解释了陈布雷的死亡没有太多谜团，而是死于一种传统知识分子最后的报效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