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战争的大体发展方向应该是强大的一方经过长期准备，最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决定性胜利；或者是在经过长期的步步为营，你来我往的战斗，一方接近油尽灯枯之时，发生肘腋之变，在决战之前被人从内部击破。

在电视剧《山河月明》中，作为正统的朱允炆一方，随着李景隆的临阵脱逃、朝中已无将可派，败相已露。

这都要感谢他依赖的“三个臭皮匠”——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他们都是历史上名动天下，令人仰视的名士、铮臣、廉吏，他们学富五车，一肚子传统道学，满脑子儒家思想，浑身上下包裹着理想主义色彩。

但是他们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没有经历过残酷的党争、政争，有手段、没谋略；有心机、没阴谋；有恒心、没狠心；有分析问题的能力，没有解决问题的实力；有处理事务的能力，没有强硬的手腕，更没有振臂一呼众人响应的号召力，都局限于纸上谈兵。所以，他们只能称作正臣、铮臣，绝不是能员、干吏，更谈不上酷吏。

如果没有朱棣，他们在朱允炆这个守成之君的领导下，肯定能做一个优秀的守成之臣，绝对能干出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但是历史没有如果，他们遇到的对手是朱棣。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棣刚满20岁时，已经就藩北平，成为独当一面的藩王。多次跟着岳父徐达围剿北元残余势力，在30岁时，受命于朱元璋参与北方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两次亲自率军北征，生擒北元大将，兵不血刃地收服了北元太尉乃儿不花。不仅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还有娴熟的统兵能力，直接甩朱允炆好几条街。

常年的带兵打仗，使朱棣在军中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和极大地影响力，在北方军队的将领中很有面子。而且这些面子都是朱棣在经年累月的拼杀中挣得的。

北平曾经是元朝的大都，又是明朝的军事重镇，是防御北元的一道屏障。朱元璋对此是极为重视的，所以朝廷对北平的倾斜也是最大的，朱棣不仅手握军权，还坐拥重兵，并且还有极大地事权、财权和对当地官员的管理权，可以说是军事行政两手抓，两手都很硬，已经初具气象，有了雄视天下的恐怖实力，就差一个支点了。

朱允炆从小长于深宫，养于妇人，接受来自外公吕本的儒家思想，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磨炼，更没有亲历朝堂之上不见血的争斗，性格温和懦弱。

朱允炆虽然也有小心机、小手段，但毕竟局限在一个“小”字上，例如：在朱元璋面前将头磕肿了为蓝玉求情，实为催蓝玉速死的桥段，岂能逃过雄猜之主朱元璋的法眼；在派兵征讨朱棣时，还不忘记“当立”，对群臣说出了“若与燕王交战，不可取燕王性命，切莫让朕负有杀叔之恶名”的言辞，既杀人还想渡人，底下的众卿焉能不知他在立人设。

朱允炆作为朱元璋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来路正、血统正。刚继位就施行削藩之策，可是用力太刚猛，手段太过激，招数一老就没有了回旋余地，忘了天下至刚至猛的“降龙十八掌”还有一招亢龙有悔呢！无疑给本来就不安分的朱棣制造了一个足以撬动帝国根基的支点。

朱允炆在“靖难”之役刚开始之时，在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上都比朱棣有优势，特别是作为明帝国的CEO，更比朱棣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可是他能号召和凝聚的却是一帮子平庸之辈。

经过朱元璋的三番五次地清洗，朝中能臣和武将基本杀绝了，唯一硕果仅存有带兵征战能力的大将蓝玉，随着太子朱标的离去，朱去了利用和存在价值，而且还会成为将来在朱允炆一朝中一家独大的恶势力，本人也是不争气，干了一堆不法之事，正好给了朱元璋借口，搞得身首异处。

朱元璋留给朱允炆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三个辅政大臣，都是学者型的。论勤于政事、忠于朝廷、效忠王上那是没得说，在立身、立德、立言、立行上都是我辈之楷模，但是在当机决断、杀伐果敢上的手腕不够狠辣，对形势判断不足，没有后续手段。

唯一具备与朱棣一较高下，能统兵的徐辉祖，因为是朱棣小舅子的身份而饱受猜忌，空有一身本事，却没有展示的平台，因为朱允炆只记得疑人不用，忘了用人不疑了。

致使纨绔子弟李景隆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剧中对他带兵的能力和排兵布阵的水平作了正面描述，现在看这只是为了衬托朱棣的神奇。不管怎样，李景隆的50万大军还是险些被朱棣包了饺子，不得不退守济南，还佯装醉酒临阵逃脱。

还是这个李景隆，在朱棣的大军攻打南京时，为朱棣打开了通往皇位的第一道屏障，敞开了南京城门，带兵投降。帮朱棣把朱允炆撵得不知所踪。就是这样一群猪一样的队友加速了朱允炆的失败。像喜剧又像悲剧，整得跟玩儿似的。

能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抓住一闪而过的时机，能在波云诡谲的战场上捕捉到战机，经历和谋略非一介书生出身的黄子澄、齐泰、方孝孺可比。

何况，朱棣的手下还有朱能、张武、邱福、陈亨等一众久经战阵的名将，朱允炆不败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