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亲生女儿,也希望他早点去死
乔志峰
人类社会中最悲剧的事情,莫过于骨肉相残。父子相残、兄弟相残,往往是政治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
由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女性极少有登上政治舞台的资格和机会,因此父女相残之类的悲剧极其罕见。但罕见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没有,汉武帝后期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巫蛊之祸”,就是从父女相残开始的。
所谓“巫蛊”,就是通过巫术和制作木偶来害人。当时的人们认为,用木头制作木偶,施以诅咒,埋在地下,就可以使被诅咒者遭遇灾祸,直至丧命。后世的巫毒娃娃、扎小人,与此一脉相承。
汉武帝有两大爱好,一是穷兵黩武,连年征战;二是纵欲无度,并且男女通吃,除了不计其数的女人,还时不时搞一搞男宠。这两者都极为耗费心神,到了晚年,腰酸背痛老眼昏花耳鸣尿频,都是必然出现的症状。汉武帝不从自身找原因,却怀疑是身边人对他实施巫蛊所致,整天疑神疑鬼,看谁都可疑。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汉武帝在其居住的建章宫,看到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其不是普通人,命人捉拿,结果男子弃剑逃跑了,没有抓到。汉武帝大怒,杀守门将,关闭城门,征调三辅骑士展开大规模搜捕,却依然一无所获。11天后,只好放弃,解除了戒严。《资治通鉴》记录了这件事情之后,称“巫蛊始起”,也就是说,巫蛊事件就此拉开帷幕。
为什么会“巫蛊始起”呢?我推测,包括汉武帝以及史书的编撰者,都认为那个带剑的男子不是一般人,甚至不是人,而是鬼祟。《资治通鉴》的原文是“疑其异人”,异人可以理解为不寻常的人、有异才的人,也可以理解为神人和方士。皇宫大内,是天底下戒备最森严的地方,说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去,肯定是夸张了,但一个大活人,还带着武器,能够大摇大摆进入皇宫,就有点匪夷所思了。特别是后来全城戒严搜寻,甚至出动了军队,挖地三尺,也没能找到该男子的踪影,他就如同凭空消失了一般,确实透着几分诡异。无疑,这件事给原本便疑神疑鬼的汉武帝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一年后,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挪用军费,事败后被捕。恰好此时汉武帝正诏令各地紧急通缉阳陵大侠客朱安世,于是公孙贺提出由自己负责追捕朱安世,为其子公孙敬声赎罪。不久,公孙贺果然抓到了朱安世。朱安世被捕后并未胆怯,而是哈哈大笑:“丞相将要祸及全族了!”于是从狱中上书检举揭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陛下前往甘泉宫,他们让巫师在陛下必经的道路下埋上木偶,诅咒陛下,极其恶毒。”
随即,公孙贺父子被逮捕下狱,案验(经调查情况属实),父子二人都死在狱中,并被灭族。阳石公主作为主犯之一,当然也难逃一死。同时受到牵连被处死的,还有诸邑公主。
当一个人拥有非常强大的权力,并且不受制约,以至于别人虽然恨之入骨,却也难以撼动他的时候,可能就要剑出偏锋,试图借用巫蛊之类的“超自然”力量来让他早点去死了。
可是,公主是皇帝的女儿,为何要对父亲使用巫蛊邪术,诅咒其“不得好死”呢?这得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父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史书中对此并未详言,只是指出阳石公主与丞相之子公孙敬声私通。难道他们担心奸情败露受罚,才要诅咒皇帝?这个理由和动机似乎并不充分,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真正的内情是什么,我们已经很难知道了。但汉武帝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却没有一点安全感,惶惶不可终日,总担心周围的人都要害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竟连他的亲生女儿也巴不得他早点去死,为此不惜甘冒奇险施行邪术。不管是做皇帝还是做父亲,汉武帝都非常失败。
而这一切,才只是开始。
汉武帝震怒之余,派宠臣江充彻查巫蛊案。江充为了邀功,先是对很多人刑讯逼供,施以铁钳烧灼之刑,屈打成招;后来干脆栽赃陷害,偷偷在土里埋进木偶、地面泼洒血迹,然后诬陷他人。一时间天下大乱,朝中大臣和百姓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有巫蛊之术,因此而死者不计其数。
江充与太子刘据关系不好,担心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就借查巫蛊案构陷太子。太子惊恐,在少傅石德的建议下,起兵诛杀江充。事败后,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相继自杀。此事件牵连者达数十万人,成为西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史称“巫蛊之祸”。
眼看着大汉陷入一片混乱,岌岌可危,田千秋等人冒死上书,为太子喊冤,并指出“巫蛊之祸”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陷入疯狂的汉武大帝,终于有了几分清醒,他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还是杀人,杀之前那些杀人的人——夷江充三族,同时诛杀了很多卖力调查巫蛊案的人。
汉武帝怜惜太子刘据无辜遭害,专门修建了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县建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以此来寄托对儿子的哀思。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太子已死,无法复生,很多大臣被诛,天下人心惶惶,汉朝遭受沉重打击,自此江河日下。汉武帝一个人的昏庸,断送了无数人的性命,同时也间接断送了大汉朝的前景,开始走上下坡路。
“巫蛊之祸”唯一的正面影响,是让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开始回顾自己一生统治的得失,并在两年后发布了“轮台诏”,对之前对外穷兵黩武、不断发动战争,对内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等酷政表示了反思。他认识到,现有形势下的当务之急是“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大力发展经济和农业,让老百姓过上富裕、安定的生活。汉武帝的反思,来得有点晚,也于事无补。但无论如何,他好歹是反思了,比不知反思多少要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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