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长期以来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他们往往在中原王朝处于虚弱或者分裂时期趁虚而入，间接或直接导致王朝更替。但奇怪的是，在汉末三国这一分裂的历史时期，他们并没有大举趁虚而入，甚至有如“消失”一般，这是为何呢？

首先，此时的游牧民族正处于分裂衰弱期，难以形成有效威胁。

同中原王朝处于分裂战乱时期一样，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恰好处于相同的境地。以活跃在秦汉时期的匈奴为例，他们在西汉末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实力受到极大削弱。东汉王朝建立后，南匈奴选择依附东汉，北匈奴则继续与东汉为敌。在东汉中期，东汉政府同南匈奴联合发起多次战争击败北匈奴，迫使其向西迁徙，就此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留下的南匈奴在东汉末年也陷入内部分裂。公元188年，南匈奴单于羌渠死于政变，休屠各部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189年须卜骨都侯去世，由部族长老代行其职。而此时的羌渠之子于夫罗则率部众援助东汉平叛，国内生变的他只能率部在河东平阳地区另立王庭，自立为单于。南匈奴的分裂内乱使其无法在军阀混战割据时期发动大规模入侵，于夫罗、呼厨泉只能选择与并州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联合或者依附袁绍，参加割据战争，最终被曹操各个击破，归降朝廷。

而于东汉末年崛起的鲜卑族也同匈奴一样。北匈奴被击败后，鲜卑族逐渐占据了匈奴故地，其首领檀石槐在汉桓帝时期短暂将鲜卑各部整合，对东汉造成了极大威胁。但檀石槐死后，先后继任的单于能力平庸，鲜卑各部很快陷入分裂内乱。虽然轲比能在曹魏初期一度崛起，但很快被曹魏实施“斩首行动”，致使鲜卑直到曹魏灭亡未形成有效威胁。

其次，中原王朝进行了适度的“战略收缩”，放弃了一部分边境领土，缓和了双方关系。

虽然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没有构成实质性威胁，但小规模的骚扰却持续不断，占据了一部分北方边郡，而陷入分裂的东汉及曹魏政权受制于国力有限，最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无奈接受了这一事实。

如受到鲜卑、南匈奴侵扰最为严重的并州地区尤为明显。云中、朔方、定襄、五原四郡位于并州北部的塞外地区，与南匈奴和鲜卑毗邻。黄巾起义爆发后，鲜卑、南匈奴趁东汉政府全力平叛时寇边，东汉政府无暇顾及，这四郡很快丢失，南匈奴势力逐渐深入至并州全境。袁绍占据并州后出于逐鹿中原的考虑，选择与南匈奴维持关系，并没有夺回四郡的想法。而曹操占据并州后，虽然击败了南匈奴，通过迁移人口和整肃豪强等措施重建了统治秩序，但也暂时无力夺回四郡。公元215年，曹操控制下的汉献帝下诏放弃云中、朔方、定襄、五原四郡，在太原郡北部设置新兴郡来安置四郡现有人口，实行“战略收缩”。

东汉并州刺史部图，以上四郡均在北疆

曹操此举是处于分裂割据的东汉国力衰退的真实体现，因为对于他来说稳定统治和结束分裂是当务之急，而游牧民族的骚扰与之相比就是“疥癣之疾”，在不构成实质性威胁的时候，对于已经丧失的领土可以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让步，借以安抚诸戎，缓和双方关系。如果执意夺回失地，必定大动干戈，未免得不偿失。而处于分裂的南匈奴和鲜卑的既得利益得到承认，也会暂时打消大举入侵的念头。

第三，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进行大规模内迁，促进了民族融合。

因战乱、饥荒、疫病的影响，中原地区人口损失十分严重，劳动力严重不足。当曹操初步稳定在北方的统治后，如何恢复生产，填补劳动力空缺就成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控制东汉政府的曹操给出的对策就是“移民”。当击败袁绍占据并州后，曹操便将当地许多人口迁移至豫州。

但这样一来，就使并州地区出现了人口缺口，而这里地处边陲，无论对于恢复生产和稳固边防都是不利的。对此，曹操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将南匈奴从北疆地区迁移至并州腹地。曹操这样做并不是头脑一时发热，因为到建安年间中期，一部分南匈奴迫于鲜卑的压力已经南迁至并州，与当地百姓杂居生活了一段时间，史称“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曹操在并州重建统治秩序，于215年正式放弃云中、朔方、定襄、五原四郡后的第二年，趁单于呼厨泉至邺城朝见时将其扣留，并将南匈奴划为五部分，分散内迁至现在的山西汾阳县、祁县、隰县、忻州市、文水县。其内迁户数近3万，人口大致在15万左右。每部由南匈奴贵族进行统治，东汉政府再派出一名司马予以监视管理。

如此规模的南匈奴内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不足，为东汉曹魏充实边防、抵御鲜卑提供了军事力量。之后，曹操又将这一经验于关中地区推广，大规模内迁羌族和氐族充实当地人口，抵御刘备蜀汉的骚扰。这一系列政策均被曹魏延续。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官方组织，大规模将游牧民族进行内迁的举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内迁政策对恢复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在客观上也改变了并州、关中地区的民族构成情况，为之后“五胡乱华”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综上，因为汉末三国时期的南匈奴、鲜卑、羌族、氐族均处于分裂内乱时期，无法对中原王朝造成实质性威胁，再加上东汉与曹魏政权面对游牧民族的压力进行了“战略收缩”和“民族内迁”政策，缓和了双方关系，促进了民族融合，所以在汉末三国的分裂时期，没有出现北方游牧民族大举趁虚而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