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它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一直在背后操纵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和军事战略。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正常发展的长寿王朝人均收入经过起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到达顶点，随着人口膨胀便呈下降趋势。到了王朝中后期单纯分蛋糕的阶段，官僚地主复合体残酷压榨百姓，至死也不停下掠夺的脚步，最后导致流民遍地，社会处于总溃败的状态，只能玉石俱焚。

汉文帝刘恒（前203年—前157年）

《论贵粟疏》是汉代大臣晁错给汉文帝的奏疏，它是传统农业社会农民生存状态最精准的描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治世时代，农民生存状态尚且恶劣、脆弱如此。

“文景之治”的政绩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同时期的董仲舒则曰：“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

汉文帝亲侍母病

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一千三百多万，到了西汉平帝（公元前1年—6年在位）时，达到六千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人口激增，灾害不断，政治黑暗，秩序混乱，带来的是贫富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在市场出售，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加重，很多人辛劳终年，难以果腹。

土地集中到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贫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就会不稳定。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等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王田制”， 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 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国有后重新分配，没有耕地的农民，由政府分给耕地。具体规定是，一对夫妇耕地一百亩，不满百亩的，由政府补足。“王田制”本意无疑是善良的，就是要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然而，这一善良政策注定会失败。

王莽改革农业社会痼疾不亦难乎？

原因很清楚，西汉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为官僚，他们充斥于各级政府之中，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这一措施必然引发官僚集团集体反弹。结果，王莽既没有能力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又触犯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损害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综上所述，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失去土地和财富的贫民卖身为奴，沦为地主豪强的附庸，或者成为流民，成为统治秩序的隐患。中央政府控制的赋税和劳役来源越来越少，对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的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遗憾的是，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

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刘秀以“柔道”治国，却以铁腕治吏。史书上说，“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

刘秀与阴丽华

“度田”，是东汉初期最重要的国策之一。秦汉以来，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报告本地的田亩和人口数量，中央据此确定地方应当承担的赋税和劳役数量。中央政府要想维护专制皇权与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效地控制广袤的国土，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掌握土地与人口方面的数字。

光武帝本人及其核心统治阶层多出自豪强之家，所以，东汉王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豪强政权”。当豪强势力威胁到专制皇权和国家利益的时候，光武帝体现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决不姑息。除了大司徒欧阳歙，还有河南尹张伋等十多名郡守都因度田不实而被处死，被处刑和免职的郡县级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同西汉后期的“限田”和王莽时期的“井田”一样，东汉政府的“度田”举措，由于触动了豪强势力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所不同的是，前者选择了妥协或者放弃，光武帝选择了坚持。失去了保护伞的地方豪强不肯让渡既得利益，甚至发动叛乱，但最终都被平息。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至此终于得到了缓解，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刘秀与功臣和平相处

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百姓一旦成为流民，便脱离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现象，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此同时，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仲长统（180年－220年）描述东汉末年财富之集中已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妪伎乐，列乎深堂。”“王侯之宫，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数百。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以户室输其血气。耳听淫声，目乐邪色；宴内不出，游外不返。王公得之于上，豪杰驰之于下。”

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朝廷腐败，社会动乱，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奉他为活神仙，趋之若鹜。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漂着黑色纸烬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而豪族势力控制了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最终形成割据势力，导致分裂局面的出现。

唐宋作为长寿王朝，前者亡于藩镇割据，后者亡于外敌，还没来得及等到社会脓疮完全溃裂的时候。明清这两个长寿王朝覆亡的历史跟两汉有所区别，但官僚地主复合体对上敷衍乃至架空皇权、对下肆无忌惮鱼肉百姓导致社会总溃败的历程几乎同出一辙。而社会总溃败决定了任何改革不可能成功——除非用暴力整体上铲除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地主复合体。

明朝崇祯帝的壮烈殉国，让人们普遍抱有同情。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样一位悲剧性人物的一生，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进军山西时发布的讨伐檄文中，也只是这么写着：“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农民起义军的檄文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朝廷的大臣们，而认为崇祯帝并不是很昏庸，只是受到臣下的蒙蔽而已。

东林党争

明朝灭亡的种子，应该说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埋下了。万历皇帝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后期的二十多年基本上不上朝，怠于政事，纵情声色，派太监四处搜刮民财。朝中则东林党与昆党、浙党的斗争愈演愈烈。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一位名叫张维新的河南人出任陕西潼关道副使。张维新在任期间，另一位名叫王以悟的学者写信给他，说：“民穷财尽，时事多虞，天下人心，十失其五。”作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也不可能挽回这种王朝衰败的趋势。孟森先生说：“思宗（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增加到4.3 亿，但全国的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甚至还因为灾害等原因有所减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急剧下降的同时，土地还在向少数富人、旗人以及官庄集中。到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中大约有60%—90% 的人处于无地状态。无地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充当苦力，甚至出海寻求生计。

这样一个流民群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这一时期，秘密社会的活动也活跃起来。民生艰难与官府的腐败，为天地会等发动叛乱提供了契机。正如天地会张贴的《万大洪告示》所说的那样：“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在这种背景下，抗租、抗粮、叛乱等活动开始频繁爆发。

古代赈济灾民图

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公共事业都依赖行政体制的效率。在行政效率较高的时期，社会救助、赈济贫困等事业尚能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在政治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的时期，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了私囊。灾民们流离失所，愤怒而绝望。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整个社会其实已经像个大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天地会在广东、白莲教在湖南等地发动起义，有大量百姓支持、依附，正是这种社会矛盾的真实反映。

道光二十九年到三十年（1849—1850 年），广西发生大饥荒，更多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引爆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由于太平天国的打击，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不得不起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的几十年的统治，这为其辛亥革命爆发时同意放弃皇位埋下了伏笔。

清帝退位

对于传统社会体制内的官僚集团来讲，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恋的仅仅是权位和金钱，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原因一点都不奇怪，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义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

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

原因很简单，政权崩盘的后果都是由全民来承担的，其中灾祸影响最深的是那些普通民众。即使这些利益集团大都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身具有运行的惯性与动力，虽然这种动力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王朝一个个崩溃，但又一个个重建，人们尚未从中得出有益的行动经验。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中，我们尤其能看出这种罪恶的繁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