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的汉昭烈庙中，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世人眼中的“三国完美武将”赵云，竟然穿着一身文官服饰，端坐在文官廊中。莫非，他真的是文臣？

倒也未必。实际上，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宋代以前，社会对于文臣、武将的区分不是太严格，以致于“文臣领兵，武将治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所以，不仅是赵云身份有些争议，就连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也曾被列为武庙十哲之一。另外，历史上的很多名人，也都能脱离世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如大思想家孔子，身高九尺六寸，武艺精熟，又善骑射之术；又如大诗人李白，还是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潇洒剑客。

武侯祠赵云像（右）

那么，这一时期的文臣与武将，为何没有明显的区分呢？

先秦时期的文武兼备思想

孔子曾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于是在他的教导下，儒门诸士子皆以“六艺”作为主要课业。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武兼备”的思想便已经出现了。

当然，孔子提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优秀人才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看他是否能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这也与孔子尊崇周礼、向往上三代时期（即夏、商、周）有关。

春秋战国以前是奴隶制社会，当时的教育理念，奉行的只有贵族式精英教育。在世卿世禄制的背景下，贵族不仅要学习文化，也要精通武艺。谁叫当官的是贵族子弟，统领军队的还是他们呢？

据《文献通考》记载：“盖古之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所谓入使治之，出使长之之义。其职在国则以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为称，在军则以卒伍、司马、将军为号。”

《文献通考》影印

可以看到，在“闲时为官，战时为将”的背景下，上三代时期是没有文武区分的。或许有人专精于一个方向，但从宏观角度看，当时并没有文与武的概念。

直到春秋战国以后，身为小贵族的“士”开始崛起，这点儿“苗头”便开始茁壮成长了。出于各诸侯国的争霸需求，各种各样的人才（或士）都有机会能一展本领。这其中，又以长于治国的儒士与擅长作战的武士最为重要。

由此，兵家尉缭子提出“官分文武，王之二术”的观点，倘若君王能将文士与武士区分出来，让他们各司其职，就能做到扬长避短。不过，尉缭子还说过：“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

可见，“文武兼备”的思想已得到了社会主流的认可。基于此，便不难理解秦汉以降经常出现的“文臣领兵”与“武将治国”的现象了。

强悍武力造就的汉唐盛世

秦始皇一统六国后，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国家大事。其中，“丞相总百揆，太尉主五兵”，分别掌管文武之事。算上御史大夫的监察之职，古代官僚体系中的三个主要方向：文臣、武官、监司，就此确立。

文武的概念虽然已经明确，但文武之间，依旧没有太严格的区分。西汉时期，丞相韩安国因反对汉武帝用武匈奴，被打发到了渔阳。虽然只有一千兵卒，但在韩安国的苦苦支撑下，也算成功牵制了匈奴的部分兵马。而那位说出过“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武将陈汤，也曾在出使西域期间为国家出谋划策，得以克定匈奴。

陈汤

可见，“文臣领兵，武将治国”的现象早已见怪不怪。那么，在文武概念已经明确的前提下，这种情况为何还时有出现呢？

首先，西汉年间的文武职官体系，还未趋向成熟。

据现有史料，“武官”一词最早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须知，此书为东汉班固所著；而文官与武官的规范化，也大概是在东汉以后出现的。从东汉职官制中所见，除了传统的丞相、三公九卿以外，不少军职也被明确了，如大将军、车骑将军、四方将军等。

有意思的是，汉末魏晋以来，高级官员往往会同时兼任官职与军职。如刘备早年在中原时，便为豫州牧、左将军；孙权当时的地位虽然低了点，但同样也是讨虏将军、会稽太守。之所以如此，盖因在崇尚武力的汉唐时期，军事能力是体现社会地位的主要方式。

而这，也是导致汉代以降“文臣领兵，武将治国”屡见不鲜的一个主要原因。

汉武帝时期，虽然儒学大行于世，但国家用武之风却从未停止。尚武之风盛行时，哪怕是一些读书人，也渴望像卫青、陈汤等人报国杀敌。及至东汉，经学大兴，武人一度遭到贬低、排斥，不过汉末以来的混战不休，又让尚武风气继续得以发扬，以致于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儒将，他们出生于《诗》《书》传家的高门著姓，却依旧能从容指挥战争，从而立下一场场军功。

隋唐亦然。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所以，李世民大兴文治以后，昔日跟随他打天下的秦府旧将，反而在贞观年间鲜少出征。李靖虽然屡战屡胜，却也因军功累迁为尚书右仆射，成了大唐宰相；还有大名鼎鼎的程知节，也担任过蒋王府长史、普州刺史等职。

李靖

既然如此，文臣与武将为何又在后来“分道扬镳”了呢？

宋代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文武分途，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汉唐年间，社会流行尚武之风，中原王朝以强悍武力威慑四方。然“汉以强亡”的前车之鉴在前，后世朝代又焉能不妨？

但只要战事不休、武官阶层不衰落，这种情形便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唐代盛世下爆发的安史之乱，也正是因为：割据在外的藩镇，拥有强悍的军事实力。对此，唐代统治者并非是毫无察觉，且看郭子仪、李光弼等人，虽然匡扶社稷，立下奇功，但在皇帝的提防下，却也只能谨小慎微。

尤其是唐德宗李适，刚刚露出削藩之意，便立即遭遇了“奉天之难”。四镇之乱加上泾原兵变，让德宗皇帝两次“出逃”，再也没了往日雄心。及至五代，武将干政已成为常态，就连文官也不得不依附他们而生存。

武官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日后能“黄袍加身”，也得益于此。可愈是如此，他便对武官们愈发忌惮。一念至此，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曾这般说道：“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不及武臣一人也。”

看来，唐五代以来武将割据的现象，让宋人对其无比忌惮。在此情形之下，终太祖、太宗两朝，皆以各种途经打压武官，并将“右文抑武”定为大宋朝的基本国策。以文治武、文武分途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赵匡胤是武将出身，防备武将也成为必然

于是，短短几十年间，“崇文贬武”的风气便成为社会的主流认知。武人地位衰落，遭受世人贬低；而行伍出身的武官，更是被牢牢“监视”起来。哪怕如狄青这般，一路平步青云，荣升至枢密使，也难免遭受庞籍、欧阳修、文彦博等一众文臣的攻讦，最终被贬出京，郁郁而终。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宋代以来，文臣与武将的区分之所以更为明显，不仅是因为宋朝刻意将文官与武将做出区别对待；也是因为，在“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下，世人耻于为武，甚至不愿与之相提并论。久而久之，文官与武将之间也越来越泾渭分明。

参考资料：《尉缭子》《汉书》《旧唐书》《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