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368-1644）是中国历史上倒数第二个封建王朝，汉族政权的最后一个王朝，传16帝，明朝皇帝按照传统儒家标准来判断圣君明主确实乏善可陈。木匠皇帝，炼丹皇帝，恋母皇帝，不上朝皇帝陈出不穷，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明朝明君如此缺乏，甚至皇帝长达二十多年不上朝，明朝国祚为何仍能延续276年？原因在于明朝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文官权力、宦官权力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皇权作为第三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裁决，在庞大的帝国运作中，即使皇权暂时“失联”，系统也能够进行运作。

明朝疆域

明朝时期已经步入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统治危机加剧。为了拯救统治危机，以各种方式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

明太祖朱元璋

在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胡惟庸案裁撤中书省，并且表示后世子孙不得再次设置丞相。但是作为皇帝个人而言，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碰到许多专业性问题皇帝自己并无法独立解决，于是秘书性质的机构殿阁大学士便应运而生，主要是给皇帝提供咨询性意见。建文四年正式设置内阁机构，作为皇帝的咨政机构，内阁大学士多以文官充任。最初内阁大学士权力很小，不能参与决策，主要是以备咨询，赋予票拟之权，内阁大学士四五名不等，首席内阁大学士被称为首辅。

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

内阁行使票拟之权时只需要将自己意见附之后，意见由皇帝进行甄别，皇帝许可后由皇帝用红笔进行批注，称之为批红权。内阁的票拟权力使皇帝暂时从繁忙的政务中得到解放，但最终定夺大权还是握在皇帝手中，有效平衡了皇帝集权和效率之间的矛盾。但是有些皇帝很懒，披红也觉得麻烦，并且皇帝也发觉内阁大臣的权力有逐渐膨胀的趋势，例如解缙参与太子的党政，明世宗时期夏言、严嵩、徐阶先后独霸朝政，到张居正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内阁首辅同时兼任六部长官。甚至后期内阁直接压制六部，内阁权力膨胀极其严重，内阁的权力需要被制衡，于是给宦官掌权和参政提供了机会。

明朝内阁阁臣

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打破了朱元璋立下的祖训“内臣不得干政”，让宦官识字，并且适当地参与政务，因为宦官为明成祖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朝的皇帝对宦官的信任程度明显要高于文官，原因在于文官多通过四书五经的科举之路进入仕途，喜欢用圣人之言教育皇帝，皇帝对于极端“古板”的文官自然不感兴趣。反而宦官多为皇帝幼年的玩伴，陪伴皇帝长大，有着天然的信任之感。所以皇帝做了一个改变明朝国运的决定：将批红之权交给宦官，代皇帝行使。宦官参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衡文官集团的权力，打压以圣人之言自居的文官集团的势力。内阁文官票拟之后还需送至皇帝处由宦官进行批红，所以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倾朝野。

所以在明朝时期出现了一个极其有意思的现象，除非个别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特别自信，认为自己不依靠文官和宦官自己仍可以独断乾坤，其余情况内阁权力和宦官权力在皇帝权力的影响下此消彼长，三者之间进行角逐。例如明武宗朱厚照离经叛道，笃信太监，当时的刘瑾权倾朝野，王振受宠于明英宗朱见深权倾朝野，酿成土木堡之变。而孝宗皇帝朱佑樘比较偏向于内阁，宦官对朝堂的影响力较小。平时文官和宦官相互制约，谁都无法完全消灭谁，皇权作为第三者裁判者，使大明这个庞大国家机器能够运作起来。而一旦文官和宦官权力发展超出了皇权预期，那么皇权就会进行干预，以维护这个系统的运转。例如李东阳和张永试图扳倒刘瑾，朱厚照解决刘瑾就是一句话的问题，刘瑾就被凌迟处死。由此可见文官权力和宦官权力本意是皇帝让两者相互制约以维护皇权，皇帝达到古人所讲“垂拱而治”的境界，一旦有僭越皇权行为，必除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