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有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君能令政必行。”商鞅变法是先秦时期十分著名的一次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商鞅却在秦孝公薨逝后不久便被处死。商鞅之死有什么深层原因呢？

赵良的提醒

商鞅忘记了，他本来不过是一名宾客而已，体内流的是卫国的血，和秦国没有关系；他忘记了，支持他“大干特干”及“坚持干到底”的，也不过是秦孝公一人，而不是那批人数众多的贵族；在这样的形势下，商鞅简直身在陷阱之中，随时都有杀身之祸。但是，以商鞅的聪明才智，他真的看不出似此危机吗？

当商鞅出门时，“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保镖、卫士及随从一车一车地紧跟左右：商鞅会不觉悟、警惕吗？然而，商鞅却坚持下去。很明显的，他是为理想坚持下去，为法家学派坚持下去。

就在秦孝公逝世的前五个月，有一名叫赵良的，来求见商鞅。司马迁在记述这件事之前，曾加了两句话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也许司马迁以为赵良和这批“宗室贵戚”有关系，代表他们来劝说商鞅。商鞅推行改革此时已近二十年，秦国政治、法律及制度等等已经到了“不能走回头路”的地步，“宗室贵戚”们还会在这“生米已煮成饭”的时刻来劝商鞅告退及悔改吗？这真是使人怀疑了。因此，赵良见到商鞅处境危险，恐怕是出于一片真诚，自告奋勇，前来见商鞅，并且希望帮助商鞅“解围”。

两人见面，随即展开一番对话；《史记·商君列传》这么样记录着：商君日：“轶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愿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日：‘非其位而居之日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日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

商鞅表达爱慕之情，想与赵良建交，赵良一则曰“不敢受命”，再则曰“不敢闻命”，实际上，在连称“不敢”之中，赵良已表达了他对商鞅的不满。

首先，他借孔子的话“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谓推荐贤能的话，受民爱戴的就自动会进仕，满朝都聚集不肖的话，那些主张王道的就自动会退下。换句话说，赵良暗示自己是不肖者，不敢与有权有势者交往，以免主张王道的贤者自动离朝。

其次，他在引贤者的话“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表示自己如果听从商鞅的建议，与他结交的话，就会是个贪位、贪名的人，赵良在指责自己吗？其实，他是在委婉地表达自己对商鞅的不满，说他是不肖者，是贪位贪名者；说他把秦国治理得“天怒人怨”，为什么不早些退位让贤呢？

赵良接着又数落商鞅的过失：一、依托嬖人景监晋见秦孝公，败坏自己的“名”；二、掌权之后，大兴土木营筑咸阳，败坏自己的“功”；三、惩罚太子的师傅，以酷刑残伤老百姓，为自己种下怨祸；四、使百姓重视政令甚过于君命，政府的法律取代国君的命令，败坏传统的“教”；五、自己受封于商，却又绳墨秦之贵公子，拆损自己的“寿”；六、既惩罚公子虔，现又惩罚权懽及公孙贾，败坏“人”心。这六点，绝大部分是商鞅施政所犯下的错失！

商鞅

而后，赵良建议商鞅功成身退，这些建议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劝他退还封地十五城，并且“改邪归正”，秦国上下才可“少安”；第二部分是警告语，一旦支持你的秦孝公驾崩，你还有好下场吗？何不即刻“收盘”呢！

赵良从百里奚讲到商鞅，从改革讲到商鞅的现况，从商鞅的错失讲到将来的下场；都是触目惊心的。近二十年的改革，虽然国富兵强，天下震动，然而，如果自己每次出门都必须“后车十数”“载甲”"持矛”者“旁车而趋”，俨然如临万军之敌国，悚然如入死亡之地，又有什么意思呢?商鞅难道不善为自己谋划一至于此吗?

商鞅五马分尸的必然性探析

实际上，从赵良这一席话里，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商鞅推行改革近二十年，最大的错失是政令无法彻底在宗室贵族里执行，使这批既得利益者与老百姓一样，服膺国家法令。赵良说：“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普通老百姓重视及遵从国家法令甚过于国君的命令，可见商法在平民阶级中的确能够彻底推行。

然而，太子犯法，商法就无法执行，公子虔犯约，也只得到“劓”的刑罚。所以，商法变成“只行于下，难行于上”的局面，上层阶级往往成为漏网之鱼。

在这样抓不住大鱼，只能抓小鱼的形势下，公子虔可以忍耐八年杜门不出，为什么？宗室贵族们支持他，准备报复。商鞅出门不得不“后车十数，从车载甲”，为什么？宗室贵族们随时准备暗杀他。太子及其支持者们闹到如此地步，正反映出商法的弱点，说明商法未能尽早打破阶级界限，使社会所有阶层都置身于国法之下，赋国法应有的崇高地位和神圣的尊严。

商法不是全体社会的法则。部分性的豁免权破坏了商法的完整性和神圣性，这是法家的致命伤。商鞅性命朝不保夕，正由此事引起的。

商鞅改革另一个错失是自己接受了商於十五城的封地。

解散封建体制、收回贵族封地、使爵秩与封土脱钩等，可以说是商鞅改革的主体内容。当宗室贵族的封地逐一被回收，商鞅却领有十五城的封土，“南面而称寡人”，自己不但不能以身作则，反而带头破坏自己的法律，这种情形，就如商法难于执行于上层社会一样，商鞅自己也有豁免权，其他宗室贵族又何尝不可以有呢？商法无法驾凌人治，使秦法彻底制度化，是商法的一大败笔。

商鞅

在人治依然存在的社会里，法律执行往往可以有“大好”或“大坏”的两面，就看背后支持力量以及行使者的正邪而定。试问，商鞅性命的危殆，还不一目了然吗？

司马迁说商鞅听过赵良这番惊天动地的话语后，“弗从”。看来商鞅为着秦国，为着法家，似乎已抱着必死的信念了。

商鞅不接纳赵良的劝谕，将军政大权交出，将法家改革撤回，是商鞅的执著，也是法家的坚持。

也就因为商鞅的执著和坚持，法家才在秦国这块土地上建构起配搭周密和架构相当完整的法家文化。在商鞅之前，我们看不到任何一名法家成功地架构起这种网架，在商鞅之后，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一名法家在政坛上推出的法家文化有如此之周密和完整。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八年，再加上三年的布衣生涯，他在秦国逗留了二十一年。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没有任何一名法家在单一的国家内逗留过这么长的时间，并且掌握政权这么久，所以，在商鞅的执著和坚持之下，他注定可以成为法家的巨人，可以为法家创一个辉煌的时代。

对秦国来说，商鞅的功劳是卓越伟大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商鞅，秦统一天下可能会推迟，甚至于不会出现！

因此，商鞅是秦统一天下的奠基者，其地位及勋业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为什么商鞅竟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呢？被诬告谋反，又被车裂，简直和卖国贼无二致。经过二十年商法的执行，商鞅被诬告无法昭雪，商鞅立了大功无法享有应得的地位，一切都无法依循法律的程序运作，可见商法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使秦国依然无法完全摆脱人治的桎梏，走上惟法是从的法治社会。

似此人治驾凌法治的形势，再也不能用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果那么简单就可以解释得通。商法存在一些缺点，因此造成漏网之鱼可以无法无天，漏网之鱼可以横行天下，甚至于枉法破法，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商鞅，这位秦国统一天下的奠基者，就此被牺牲了。

不过，无论如何，商鞅变法对秦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记·秦本纪》曰：商鞅变法，“居三年，百姓便之”，又说，“法大用，秦人治”。在《太史公自序》中还说：“后世遵其法”等等，均说明没有商鞅前期的变法，也就没有秦始皇的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