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深陷囹圄的忠王李秀成，曾痛心疾首地总结了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十大原因，其中“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便被其列为了第八条。

关于太平天国到底封了多少王爵，目前已经无法准确统计，昭王黄文英曾供说有两千七百多位，但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大纲先生经过考证后罗列出来的其实只有两百多位。那么，太平天国为何会分封如此多王爵呢？其实这与太平天国的发展和覆亡息息相关。

永安封王：杨秀清等五人封王，初步建立统治架构

咸丰元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从拜上帝教的教义出发，洪秀全认为只有“天父上主皇上帝”才能称帝，人间之主称王足以，并对历代帝王予以了否定。也正因此，洪秀全始终没有称帝，只是自称天王，从而也确立了王爵在太平天国的无上地位。

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里面只有洪秀全自称天王，而无其他王爵，直到同年九月攻克永安城。太平天国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起义之初屡遭围剿，其建制相对较为松散和杂乱，正是在永安休整的半年时间里，太平天国逐渐完善了其内部建制。

为了建立相对完善的统治架构，便于以后势力的扩充和对外作战，洪秀全以分辖中国四方之意，先后册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又取羽翼天朝之意，封石达开为翼王。

在《封五王诏》中，洪秀全又明确规定，“西王以下，诸王皆受东王节制”（即东西二王为一等，南北二王为二等，翼王为三等），由此确立了以天王洪秀全为首，以东王杨秀清次子，五王共同辅政的初步权力架构。

自“永安建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洪秀全始终秉持着“非大功不得封王”的宗旨，严格控制着太平天国的王爵数量。因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始终天王洪秀全为主、五王为辅，结构虽然简单，但却相对稳固。

此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为了避天父“爷火华”（即耶和华）的名讳，太平天国虽然设有王爵，但内部并无“王爷”这个称呼，对于获封王爵之人，只能尊称其为“某王”。

加封两王：北伐西征的需要，后因战败又被革爵

在永安短暂休整后，由于清廷调集大军围剿，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在此期间，虽然南王冯云山在全州被清军炮火击中重伤身亡，西王萧朝贵也在攻打长沙的攻城战中战死，但为了避免权力分化，洪秀全哪怕在定都天京之后，也并未对王爵进行补充。

咸丰三年（1853年）5月，为了巩固政权并对外扩张，洪秀全与杨秀清决定同时向西、北两方面用兵，其中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兵两万北伐，意图一举夺取北京；另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战船千余艘、兵员两三万西征，

两路军队初期进展皆极为顺利，其中北伐军一度进至天津附近，西征军也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对清廷造成了极大震动。然而，由于北伐军的孤军深入，北伐军陷入苦战之中，统帅林凤祥、李开芳更是先后被俘处死。

为了挽救北伐军，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洪秀全和杨秀清又命天官正丞相秦日纲，率军北上援救北伐军，或许是为了激励北伐军，在大军出发之前，秦日纲被加封为了燕王。与此同时，统率西征军一路高歌猛进，但仅被加封为护国侯（后改为护天侯）的胡以晃，也随即被封为豫王。

要知道，当初无论是永安突围时立下首功的罗大纲，还是率先攻下南京、后来又北上连战连捷的林凤祥、李开芳，全都没能获封王爵，可见所谓的“非大功不得封王”，几乎完全就是一句空话，能不能封王，还是要看天王洪秀全和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的意思。

实际上，秦日纲和胡以晃被加封为王，完全是出于北伐和西征的需要和期望，毕竟“燕”指代的便是曾被称为燕京的“北京”，而“豫”指的则是河南。可惜，后来由于战败，两人皆被革去了王爵。

天京封王：“天京事变”后统治动摇，石达开出走建立七王格局

在北伐、西征失败后，清廷先后设立“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对天京形成包围之势。直到咸丰六年（1856年），随着太平军先后攻破“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这才解了天京三年之围，然而就在太平天国外部形势稍好之际，其内部却开始了严重分裂。

在太平天国内部，东王杨秀清作为“天父”代言人，地位本就较高，再加上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先后战死，而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又长期带兵在外，大权其实已经集中在了杨秀清手上，再加上攻破“江南大营”中的功劳，东王杨秀清实际上已经开始威胁到了洪秀全的地位。

杨秀清先是上演了“天父下凡”的好戏，迫使洪秀全将自己由“九千岁”晋封为“万岁”，后有陈承瑢密告杨秀清有图谋篡位企图，洪秀全于是令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和秦日纲铲除杨秀清。结果，韦昌辉和秦日纲连夜杀了杨秀清，洪秀全又回头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

“天京事变”后，“首义六王”中仅存的翼王石达开在天京开始主持大局，然而随着权力的增大和声望的增高，洪秀全又开始猜忌起了石达开。于是在咸丰七年（1857年），洪秀全将两位兄长洪仁发和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并让资质平庸又无功劳的二人参与政事，以此挟制石达开。

为了避免再度爆发内讧，石达开出走安庆，洪秀全眼见闹得太过，再加上由于清军反扑形势严峻，于是又慌忙削除了两位兄长的王爵，并为石达开奉上“义王”爵位，希望其回到天京辅政，但心灰意冷的石达开对此并不接受，从此走上了独自西征的道路。

面对严峻的形势，洪秀全于咸丰八年（1858年）建立了五军体制，其中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并掌理朝政。随着青年将领的被重用，太平军一度重振旗鼓，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三河镇大捷等一系列战绩，从而使得局势稍稳。

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轩自香港抵达天京，为太平天国带来了先进的治国理念和西方思潮，在治国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洪秀全对其极为倚重，不久便将洪仁轩封为干王。

由于洪仁未立寸功，洪秀全、洪仁轩担心难以服众，于是又将立有战功的陈玉成、李秀成，以及在朝辅政的蒙得恩、林绍璋等人予以封王（由于右军主将韦志俊投降湘军，未能封王），其中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

此后，太平天国形成了“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的形势，自“天京事变”的权力之争后，重新形成了外镇四王（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内廷三王（干王洪仁轩、赞王蒙得恩、章王林绍章）的“七王格局”。

后期滥封：封王规则被彻底打破，王爵开始迅速泛滥

在洪仁轩、陈玉成等人被封王之后，太平天国封王的规则便已经有所松动，典型例子便是洪仁发、洪仁达的再度封王，以及洪秀全子嗣和亲族的封王。不过，这种扩张更多限于皇亲国戚，还远不至泛滥的地步，王爵真正的“滥封”，更多源于后期形势的恶化。

咸丰十一年（1861年），鉴于众将在争夺江南各地财源中引发的矛盾和对天京的离心离德，洪秀全于同年春开始加强集权，他以更改太平天国的国号为上帝天国（后又 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为借口，突出自己为皇上帝唯一代言人的身份，同时借此将各军统一改为某某天军以此突出中央节制，但此举引起了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强烈反感，进而造成了“安庆保卫战”中两人的消极应对情绪。

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安庆保卫战”失败，作为天京西线屏障和粮源要地的安庆失守，湘军遂乘胜东进直逼天京。救援安庆失败后北撤庐州的陈玉成，决定分兵远征西北，以此减缓天京压力，为了鼓舞士气和重振军心，陈玉成在向洪秀全请旨后，陈德才等四位远征主将得以封王，其中陈德才获封扶王、赖文光封遵王、梁成富封启王、蓝成春封祜王。

除了陈玉成之外，“安庆之战”中忠于天京的杨辅清、刘官芳、吴孝如等各路军马也损失惨重，结果导致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二人不仅坐拥苏杭两地，而且除了亲领的宿卫军、京卫军外，还节制了陈坤书的殿后军和脱离石达开的童容海、吉庆元等人的抚朝天军。

眼看二李即将成为杨秀清第二，洪秀全可以说心急如焚，因此当陈坤书因扰民之罪，于同治元年（1862年）脱离李秀成，并向洪秀全请封后，洪秀全二话不说便将其加封为了护王。紧接着，为了分化李秀成、李世贤的势力，洪秀全开始对二人部下频频施恩，大肆封王（例如黄文金、汪海洋等）。

王爵册封对象从军队主帅下沉至二级将领，固然导致李秀成、李世贤再难节制麾下诸军，实现了分化瓦解了其势力的目的，但也导致各军失去有效指挥，导致太平军后期战斗力持续下降，战况持续恶化。

同治元年（1862年）6月，庐州遭到清军围攻，陈玉成在奏王苗沛霖（反清割据势力首领，1861年联络太平军获封奏王）的诱骗下被俘，旋即被杀。陈玉成兵团的瓦解，使得太平天国的形势开始急转直下。

到同治二年（1863年）时，短短一年时间，杨辅清、李秀成、李世贤部下已经有数十人封王，此举一开便再也难以节制，作为滥封的受害者，李秀成等人明知滥封不妥，但在部下立功之后，为了以安其心，却也不得不请旨封王。

到了后来，随着太平天国战事的持续恶化，洪秀全更加迫切地需要稳定各路将领的军心，而此时的洪秀全已经很难再拿出其他赏赐，唯一能够拿的出手的便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王爵，于是进一步造成了王爵的大规模泛滥。

关于太平天国到底封了多少王爵，已经无法准确统计，目前流传最广的“两千七百多王爵”的说法，只是出自于昭王黄文英在江西巡抚衙门的供词，根本没有办法予以印证，更何况他在另外一篇供词中又翻供说只有“千余王”，因此可信度实在不算高。

题外话：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经过考证，在《太平天国史》中罗列出来的王爵其实只有243个，即便后人又增补了11个，总计也只有254个。至于那些未能考证出来的有多少，恐怕已经没人能够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