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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1935年授中将,十年后咋还挂两星?白崇禧:我升也轮不到你
2022-04-22 08:37:05 来源: 腾讯网

1944年4月底,堪称灾难的“豫湘桂战役”在黄河岸边率先打响,日寇华北方面军所属之第12军,在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的指挥下,全面突破黄河天险,大举进攻包括洛阳在内的河南中部地区,战史上也将此次战役单独称之为“豫中会战”,河南百姓危矣。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中原重镇洛阳,时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司令长官是老蒋“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

他这个司令长官职,接替的是中条山会战后被撸的卫立煌,此公早已没了中原大战时期的锐气,每天狂嫖烂赌不理军务,更要命的是,他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这位汤司令居然在河南叶县有自己的“副司令长官部”,因为他还兼着四省边区总司令,骨子里就不鸟蒋鼎文。

加之第一战区的主要野战部队,又基本都掌握在汤司令手里,共计多达四个集团军的兵力,蒋鼎文能够指挥的,仅有杂七杂八的10万人枪。

蒋司令长官忙着捞钱和玩耍,汤副司令长官一门心思扩充实力,总之都不干正事,黄河河防如同虚设,再加上两个人之间矛盾重重,你说这仗能打赢吗?

蒋鼎文

一、胡宗南总算干点正事。

于是豫中会战一败涂地,区区37天连丢38座城池,第一战区总体上已经垮了:部队溃散大部,地盘也没剩多少,正副司令长官都忙着向陕西逃命。而杀红了眼的日军,因战场损失不大,干脆一路追杀到豫西山区。

第一战区的迅速溃败,让委员长怒不可遏,没想到这两个亲信大员如此地不争气,遂将蒋鼎文、汤恩伯双双撤职查办。

面对第一战区没剩下多少地方、日军眼瞅着就要通过豫西攻入陕西的危局,委员长只好动用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命令胡宗南自潼关出兵,东进御敌。

此时胡宗南的正式职务,是第八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陆军二级上将朱绍良)。

大脸猫

其实小胡的情况跟老汤差不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兰州,而胡副司令长官却坐镇西安,因为该战区实际设置了四个指挥部。

朱绍良和三个副职:胡宗南、傅作义、马鸿逵各把一摊,根本就不是一个槽子上拴的四匹马。

换句话说,朱绍良这个半嫡系的战区司令长官,只能管管兰州附近的不到8万部队,对另外三个副职来说,不过是理论上的长官。

其中仅胡宗南的指挥部,便辖有四个集团军又两个军(第3、第34、第37、第38集团军,以及直辖的第17军和第27军)40余万兵力,已然是拥兵自重的“西北王”。

胡宗南这40多万大军除了以一部担负黄河河防任务外,大部分都是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胡部从1938年调回陕西后,就没跟鬼子打过什么大仗,呆得很是安逸,战斗力也莫名其妙下降了。

两个蒋

现在为了阻敌于豫西,同时重建第一战区,老蒋改任胡宗南署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督率两个精锐集团军实施反攻。

胡宗南的部队虽然战斗力平平,却有两大优势:第一是装备精良,从1942年起分得了不少美援武器;第二是有中美联合航空队的强力支援,蛋蛋随便扔,失去制空权的鬼子非常狼狈。

而日军突入豫西山区的兵力原本有限,因此胡宗南所部在陆空火力优势的加持下,经过有限反击,勉强守住了豫西防线,进而也保住了潼关和西安。

应该说,这是胡宗南在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后,抗战中后期以来,唯一干过的正经事。

战机

不管怎么说吧,总之所部挡住了日军的继续西犯,豫陕交界局面稍安,胡宗南挺高兴挺风光的,认为凭借如此“战功”,之前当了两年多的副司令长官,如今怎么也该“转正”了吧?

而且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挡路的石头:蒋鼎文和汤恩伯都落马了噻。

不料6月间重庆的命令下来了,胡宗南看完气得吃不下饭去,转正的梦想瞬间破灭:以陆军二级上将陈诚,为第一战区新任司令长官,奉命在汉中重建长官部,那也就是说,胡宗南还是副司令长官!

老汤和福尔曼

二、胡宗南职务晋升过快。

作为所谓的“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之前曾经连续创造过黄埔生的四项纪录:第一个晋级少将、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军团长、第一个当集团军总司令。此番如果能够顺利转正,则肯定也是黄埔生里面的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就“转正”失败了呢?说白了,还是因为老蒋对小胡擢升过快,但是其资历和军衔却没有跟上的缘故,很有点拔苗助长的意思。

胡宗南1931年正式就任第1师师长、1936年正式就任第1军军长,已经完全超出了黄埔生正常的晋升速度,黄埔一期毕业仅仅12年。

1935年4月9日,胡宗南铨叙陆军中将衔,也是黄埔生中军衔最高者,并且在这一年的首批铨叙中,由于上将的数量开始限额,连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也只授了陆军中将衔。

陈诚

陈诚可是黄埔军校的炮兵教官,妥妥的胡宗南师执辈,结果也只能降衔(原来是上将军长的职务军衔)屈就陆军中将,足见胡宗南的窜升之快。

在这一批的铨叙中,仅有关麟征、孙元良、王敬久、宋希濂等寥寥几个黄埔生,同时授了陆军中将衔,然而他们的职务还都是师长,杜聿明同学才是个陆军少将。

为了解决陈诚这批人的尴尬,1936年国民政府推出“中将加上将衔”法案,所以陈诚、张治中、钱大钧、卫立煌、薛岳等一批资历高于黄埔生的将领,纷纷晋级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可以挂上三颗星领章了,而胡宗南因为资历太浅,只能在陆军中将衔上原地踏步。

全面抗战爆发后,原则上是不再晋升“铨叙军衔”的,只有个别例外,破例也主要是照顾一些资历深厚的杂牌将领,比如张自忠、卢汉、贺耀祖以及川军的孙震、潘文华、唐式遵,也包括桂系的夏威、廖磊等等。

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胡宗南职务一路嗖嗖晋升,铨叙军衔却没有跟着水涨船高,尴了个尬。

朱绍良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第1军军长胡宗南火线晋升第17军团长,中将;1939年8月晋升第34集团军总司令,中将;1942年晋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将。

所以整个抗战期间,胡宗南肩膀上始终扛着两颗星,无论老蒋如何宠信他,也不好公开在铨叙军衔问题上徇私。

直到抗战临近胜利的1945年4月,整整十年时间过去了,小胡领口还是挂着两颗星,而陈诚早在1939年即已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差距彻底拉开。

需要指出的是,职务军衔一般只到中将为止,上将职务军衔属于特例,并不属于正式军衔体系所有。

豫中会战

三、胡宗南称病不出。

理论上说,抗战时期的大型战区司令长官,那必须得是挂三颗星的将领担任,可能是陆军一级上将(比如李宗仁、阎锡山)、可能是陆军二级上将(比如陈诚、顾祝同)、再不济也得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比如薛岳、张发奎,他们俩都是抗战后期才晋的二级上将)。

而陆军中将是不可能担任战区主官的,道理明摆着,军队中还是很有些论资排辈的,在上将员额受限的情况下,国军的中将军衔(含铨叙军衔或者职务军衔)比较泛滥,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甚至师长都可以是中将衔。

比如胡宗南军事集团内部的黄埔生:范汉杰、李铁军、刘戡、董钊、李文等等,那都是两星中将,如果统领这些部队的战区司令长官也挂两颗星,那简直乱套了,职衔配套也会出现笑话。

正因为如此,胡宗南可以成为“西北王”、可以形成自己的军事集团、可以手眼通天,但是以他的资历和军衔,还是不可以出任战区军事主官,最多只能是副职。

刘戡

那人家陈诚来的就没毛病,在此之前,陈诚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一度还兼着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资历、职务和军衔全部达标,只是因为1943年底跟老蒋闹了点不愉快,才辞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回重庆养养病。

现在河南战局不可收拾,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出缺,“小委员长”续任很正常。

但是胡宗南不开心了,虽说辈份上有差距,可都是黄埔系军事集团的头目(陈胡汤嘛),“黄埔生系”论势力也不惧“土木系”:

你陈辞修在重庆在长沙在恩施在楚雄呆着都成,那不是我的一亩三分地,井水不犯河水,现在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搅和,还把我快到手的战区司令给抢了,忒不地道了吧?

想是这么想,胡宗南却没办法明说,原因前面都交代了,那怎么来表达抗议呢?还是中国传统节目:装病不出。

胡、李

于是胡副司令长官以身体有恙为名,挥挥手带着亲随上华山“休养”去了,留下个烂摊子给陈诚收拾,怎么抵御日军,怎么收复失地,陈司令长官你看着办。

陈诚登时就抓瞎了,无它,河南陕西地界根本没有他的基本部队。

这也是蒋军顽疾,部队的派系壁垒森严,外人很难指挥,而“黄埔生系”(注意不是黄埔系)的那帮将领们,基本只听胡宗南的招呼,对陈诚的命令通通阳奉阴违,尤其是战区主力第34集团军干脆水泼不进,这还打个什么仗?

几大战区长官

四、胡宗南如愿以偿。

陈诚何等聪明之人,马上就晓得了胡宗南的意思,气得火冒三丈,因为两个人是有旧怨的:早在1927年龙潭战役时,第21师师长陈诚因“坐轿指挥”被何应钦撤职,其实是因为他之前撤了李树森的团长职务,从而遭到以第1师代理师长胡宗南为首的黄埔生“弹劾”。

君子报仇十八年不晚,陈诚立即具本上奏,参胡宗南“不服从指挥不配合工作”,对于两个亲信掐架的原因,老蒋心知肚明,劝慰陈诚说:“琴斋还是忠诚的,怕是你去当了司令长官,心里不痛快吧”。

思来想去,为了解决两名“爱将”之间的矛盾,老蒋不久将陈诚调回重庆,再把何应钦打发到昆明组建陆军总司令部,腾出来的“军政部长”要职,则交给了陈诚。

这真是药到病除,陈诚一走,胡宗南的病立马就好了,乃下山重新视事,虽然还是副职,可是说了算呐。

老何与小胡

1945年1月12日,重庆军事委员会任命胡宗南为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他终于拿到了黄埔生的第五个“第一”,步入大型战区主官行列。

不过小胡还是不大舒服,“代理”两个字总归如鲠在喉,可是又不好说啥,因为他资历仍浅,因为他的军衔还是陆军中将,硬性指标还是没有达到。

该着胡宗南露脸,冈村宁次晋升派遣军总司令以后,于1945年3月下令华北方面军发动老河口战役,目标是摧毁这一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

战役打响后,日军另以第110师团猛攻第一、第五战区的结合部西峡口地区,胡宗南派出第31集团军拒敌,力战之后最终守住了防线。

对比刘峙的大败而逃,重庆方面当然得表彰小胡的“战功”,于是1945年7月31日,胡宗南去掉代理二字,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节制四个集团军加配属部队共45万大军,与老资格的阎锡山、刘峙、顾祝同、傅作义平起平坐了(均为留日生或者保定生)。

抗战末期还是中将

注意这个时间节点,此时距离日本投降仅有半个月时间了,抗战胜利的大局已定,老蒋得以授意铨叙厅给胡宗南晋升军衔,以便其职衔配套。

不过铨叙军衔晋升和发表总是要走流程的,加之日本投降前后事务繁杂,胡宗南的任官状直到秋后才下来。

1945年10月3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正式被授予“陆军中将特加二级上将”军衔。

已经可以了,胡宗南晋升中将加上将衔的时间,还要早于日本陆士毕业的汤恩伯、委员长侍从室的林蔚、土木系的核心人物罗卓英等等。

主要就是因为小胡同学目前的军职太高,再不晋衔就说不过去了,战区司令长官嘛。

范汉杰中将

特别说明一下国军军衔体系中,抗战前后关于“停年”的规矩:少尉升中尉一年半、中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中校四年、中校升上校四年、上校升少将四年、少将升中将三年,而中将升上将则比较特殊,原则是“遇缺选升”。

也就是说,从陆军中将晋级到以上的军衔,其实是不受“停年”限制的,如果没有相应的职务或者上级军衔没有出缺,在陆军中将位置上你哪怕呆上二十年,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选升”两字包罗万象。

并且为了避免上将泛滥的情况,彼时的特级上将,陆军一级、二级上将和中将加上将衔将官群体,基本维持在60人左右的规模,出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胡宗南

五、为何只是“加上将衔”?

换言之,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实际相当于准二级上将或者说候补二级上将,具有晋任陆军二级上将的优先资格。

然而在陆军特级、一级、二级上将员额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只有后面两级上将(特级就别想了)名额出缺,“加上将衔”才可以递补,这是个规矩(追晋的不计)。

综整个抗战期间,陆军二级上将出缺的也是寥寥可数,计有韩复榘(作战不利被枪决)、刘湘(病故)、宋哲元(病故)、陈调元(病故)、杨虎城(被迫退役)等五人。

而好容易空出来的名额,还有一堆“中将加上将衔”候着呢,狼多肉少,只能重点衡量从军资历和时任职务的综合标准。

这五个空额分别被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军委会政治部长、侍从室主任,职务级别等同于战区主官)瓜分,刷刷就没了。

卫立煌1939年晋二级上将

那么资历最浅、晋升战区主官最晚的胡宗南,在抗战期间或者抗战胜利前后,是肯定没有机会直接晋二级上将的。

到解放战争爆发后,陆军二级上将的群体数量更是相对稳定,只有两名一级上将出缺,分别是被褫夺军衔的张学良和强制退役的冯玉祥。

空下来的位置,自然要留给当时军方的两大首脑,于是“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分别于1945年10月和1947年2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既然白崇禧和陈诚挂上了四颗星,自然又空出来两个二级上将的名额,还要注意时间点,白崇禧和胡宗南的晋衔其实是同一个月。

陆军二级上将的位置有空,为啥胡宗南还是不能直接晋升?因为另外有一票人等着呢,这俩名额最后给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保定六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老资格)。

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还是排不上号,所以只能先混个“中将加上将衔”,参加排队购票。

老蒋与军官

1946年元月起,原各大战区的番号撤销,老蒋开始挂羊头卖狗肉,将各战区改制改称为“绥靖公署”,曾经负责郑州等地对日受降的胡宗南,被临时任命为“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则是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二级上将)。

当然,给刘峙做副手的时间很短,胡宗南很快奉命再回陕西,以第一战区长官部为基础,组建“西安绥靖公署”并当上了主任。

因此要注意了,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时,他的“四六式”军装肩膀上,确实扛着三颗星,但并非正儿八经的陆军二级上将。

至于窜入延安后被晋升二级上将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胡宗南只是因此获授了一枚勋章。

白崇禧

六、胡宗南的最终军衔。

再科普一次,抗战胜利后国军采用美式的“四六式”军服后,军衔标志由领章改肩章,特级上将的肩章上缀五颗星环形排列、陆军一级上将缀四颗星菱形排列、陆军二级上将和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则是缀三颗星呈三角形排列。

所以单从肩膀上星星的数量,是无法区分到底是二级上将、亦或是中将加上将衔的,由此也造成许多历史文章或影视剧,对胡宗南实际军衔的误解。

尤其是1947年底以后,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蒋军到处吃败仗,老蒋已经没有了晋衔的心气,总得要点脸吧?

胡宗南更是不争气,坐拥20多万人马,却一败再败于兵力处劣势的我西北野战军,还要什么自行车?

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

1948年4月胡宗南放弃延安、1949年5月胡宗南放弃西安、同年11月放弃汉中,开启了疯狂的跑路模式。

1949年12月7日,胡宗南在成都就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军政长官顾祝同)兼参谋长,并“代行军政长官职权”。

为啥不能当军政长官呢?还是资历和军衔不够,因为“剿总”和“军政长官公署”的级别,还要高于绥靖公署,主官至少是陆军二级上将起步(不信读者可以自己捋捋名单)。

不过这个时候,小胡对职务和军衔已经不感冒了,逃命才是第一位的。

1949年12月底,胡宗南擅飞西昌,因天气不好径落海南,老冤家陈诚闻讯,极力主张严办,最终在顾祝同的劝说下,悲戚戚回西昌履职。

1950年3月,解放军发起西昌战役,胡宗南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部队再从西昌乘飞机逃台,把老蒋气得死去活来。

蒋某人

当时共有46名“监察委员”联名上书,要求惩办胡宗南的“应负重大罪责”。

毕竟是铁杆嫡系,毕竟早年追随有功,所以老蒋对小胡还是网开一面的,伸手保护了下来,发往军前戴罪立功。

1955年9月,眼见风声已过,资历也熬得差不多了,胡宗南在澎湖防守总司令的任上,终于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1962年卒,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注意是死后“追晋”,非现役将领军衔,不作数的哇!

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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