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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短命国祚,半个世纪就被匈奴所灭,皇帝无能,分封误国
2022-04-22 06:01:57 来源: 腾讯网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是个没有多少存在感的朝代。除了从叔祖手中承位的晋武帝、“何不食肉糜”的笑柄晋惠帝,引起北民南迁的“八王之乱”,西晋值得一提的事情,可谓屈指可数。从266年建国,到316年被匈奴所灭,西晋只有短短的50年时间。从曹魏手中篡权,大行分封制,本以为拱卫皇室的贵族,却成为西晋的掘墓人。怎么也处理不好的民族问题,成为压垮西晋的最后稻草。

一、历史的倒退——再行分封

如果说,司马懿和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是种树人,那么孙辈的司马炎就是摘果者。作为曹魏时期的权臣,司马家族牢牢把控着军政大权,尤其是高平陵政变后,曹氏家族彻底沦为傀儡。可怜魏武扬鞭,曹操梦中的“三马同槽”兑现了,不是西北的马腾、马超与马岱,而是眼前的大都督,位列人臣的司马仲达家族。

尽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最后彻底废除曹魏的,却是他的儿子司马炎。在大权在握,剪除异己后,司马炎逼迫魏帝曹奂禅让,迫不及待的登基立国,是为晋武帝。从上位之日起,司马炎励精图治,发展国力。先是调兵遣将,灭掉孙吴,统一天下;继而重视农业,恢复生产,“户有三百七十七万”。然而,保护大地主、大贵族利益,重新实行分封制,又为西晋的灭亡埋下伏笔。

为了维护士族权益,司马炎急切地颁布“以官品占田”的制度。九品中正制,按官品来占有田地。除此之外,贵族的特权还能荫庇族人。更糟糕的是,奢侈糜烂成为整个西晋的标签。尽管司马炎主张节俭,但是整个贵族早已步入膏肓。富商石崇与国戚王恺,上演中国最早的“斗富”。王恺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上行下效,整个王朝都散发着糜烂的气息。

二、宗室的倾轧——八王之乱

即位之初,司马炎就开始苦思冥想,如何能够避免曹魏亡国的教训。正是当初的曹丕诛杀亲族,才导致曹氏凋敝,当外族篡位夺权,很少出现抵抗的力量。鉴往知来,司马炎再次想到了分封制。这个始于西周的“分封建制,拱卫王室”,早已证明是弊大于利的。春秋战国如此,西汉初年的封国如此。然而,司马炎早已是打定主意,大肆分封司马家族。

诚然,适当的反思是必要的,然而矫枉过正的后果就是,再一次重蹈历史的覆辙。本想着诸侯王能在国家危难时出手,却没想酿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族内乱——八王之乱。不该做皇帝的司马衷,牝鸡司晨的贾皇后,储君之争的白热化,一切都让西晋摇摇欲坠。

对于晋惠帝司马衷的评价,世人多持贬义之词。当时的大臣评价,“太子不学”、“此座可惜”。《晋书》说他是“不才之子,则天称大,权非帝出,政迩宵人”。后人王夫之更是直言,“惠帝之愚,古今无匹,国因以亡”。司马衷也是不负众望,留下了“官私蛤蟆”与“何不食肉糜”的笑话。有这样的皇帝,再加上善于弄权的贾皇后,司马家族命不久矣。

公元291年,贾南风为了对付政敌杨骏,邀请楚王司马玮进京,两人联手推翻政敌。然而短短三个月,大臣杨骏、卫瓘被杀,藩王司马亮、司马玮丧命,贾南风一手遮天。堂堂皇室被女人玩弄,诸侯王再也不能容忍。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诸王,相继卷入其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不仅让都城洛阳陷入混战,引起中原人口南迁,更让北方的民族问题更加尖锐。

三、民族的歧视——五胡内迁

两汉之际,北方少数民族逐渐内迁。相比草原上的游牧经济,中原的农耕文明更有吸引力。这里不仅自然条件优越,还有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吸引。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主动为之,另一方面就是中原统治者的别有用心。

羁縻政策之外,就是强制性内迁。当时生活在西北、东北的少数民族,已经开始向黄河流域迁徙,魏晋时期的统治者也是默许的态度。因为这样既可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也可以充实劳力。大量的少数民族被当做劳役,身份地位都远远低于常人。最典型的后赵皇帝石勒,他本身是氐族,奴隶出身,后跟随匈奴贵族刘渊起家。

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鲜卑、羯、氐、羌,因此后人常以“五胡”代之。尽管五胡乱华发生在西晋灭亡后,但是早在西晋立国之初,就面下了民族歧视的恶种。他们向内迁的各族人民征收重税,征兵派役,甚至掠卖少数民族人民为佃客、奴婢。少数民族迁入中原后,要“服事供职,同于编户”,明确租调负担,常常是残酷的压迫在身。不堪重负的少数民族首领,趁机起兵反晋。

最先发难的是氐族人——李特流民起义。关中大旱,饥荒灾难,大批流民涌入巴蜀,却被当地官员镇压,李特与儿子李雄,领导了义军反抗。继之的匈奴贵族刘渊起兵,身为匈奴单于的后代,刘渊巧妙地运用时局动乱,在并州地区称王建国。他设置文武百官,追尊汉朝皇帝,是为前赵政权。鼓破万人捶,墙倒众人推,西晋最终城破国亡,徒留一个“短命王朝”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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