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是中国在北魏到唐朝前期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推行的范围主要位于河东、关中、陇右地区。均田制的理念是比较先进的，和现在的土地制度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均田制规定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国家又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此，买卖土地是非法的。因为分配的土地相对均匀，因此被称为“均田制”。

均田制的推行，有利于抑制土地兼并，保障国家的赋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种近似于“乌托邦”的理想土地模式却未能在历史上延续下来。在唐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最终走向了瓦解。从此古代王朝开始推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均田制之前所以走向衰落，主要还是因为本身存在诸多缺陷。均田制的推行，建立在国家掌握大量的土地的基础上。在十六国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的情况很多，因而国家可以掌握大量的土地，均田制能够顺利推行。隋唐之交，诸侯混乱，政府也能够掌握很多土地。不过，从北魏到唐朝，均田制的范围基本只能局限于北方，尤其是在河东、关中、河西一带。

世家大族和地主的土地，历代政府不仅不能没收，还必须要加强保护。如此均田制的土地来源是有限的，推行范围也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加，国家的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就只能走向崩溃。

唐朝的均田制规定，每丁男会得到百亩土地，其中20亩是永业田（用于种桑、榆、枣树），80亩是口分田（种植粮食）。在丁男到60岁时，国家后回收50亩；丁男去世后，国家又回收剩余的土地。国家会将回收的土地再进行分配。

在北魏时期，男女、奴婢、牲畜都可以授田，说明国家掌握的土地十分可观。到了北齐，奴婢、牲畜就不能授田了。到唐朝，授田之人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有授田资格的人只有隋朝的一半。同时，分配的数额也严重不足。

唐朝早期，北方各地的人口密度不同，国家授田的数额也不同。当时，将人口密集的地方称为“窄乡”，将人口稀疏的地方称为“宽乡”。窄乡的土地份额，就远远达不到100亩的标准，在个别地区的授田数额只有可能的10亩，甚至5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鼓励窄乡的百姓迁徙到宽乡，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即便如此，国家还是无法真正实现“均田”。

从吐鲁番、河西走廊出土的文书来看，当时这些地方的农民得到的土地是远远不足百亩的。如敦煌地区在武则天时代，实际上的授田只有14亩，在许多地区，授田数额只有4亩。授田的数额虽然不足，但是却要承受足额的赋税和徭役。

因此，越到后期，这种土地制度越是无法推行。更严重的是，官僚地主的土地还在不断增加，国家会不断赏赐土地。而均田名义上是不能买卖的，但是地方买卖土地的现象却越来越频繁。

到了武则天时代，均田制上的农民就不断逃亡，甚至军户也逃亡了。如此，唐朝的均田制已经是名存实亡。在唐玄宗时期，再次申请了均田令，但是根本无法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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