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44）

（文接上文）

第五章 嘉庆驾崩道光继 无力回天国势颓（六）

道光帝继位成疑

这里是很值得人怀疑和思考的。于是，有人这样解释，那是因为他认为只有旻宁才有资格和能力当皇帝，并当好这个皇帝。起码他作为宗室代表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只有确定国家新君主，才能给老皇帝发丧：告知天下臣民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已经继位。因为皇帝代表一个国家，皇帝丧是国家大丧，是一个国家和政府最大的事情。

至于鐍匣为什么没有藏在北京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而是被嘉庆帝随身携带，有人这样解释：雍正帝所创建的秘密立储制，在乾隆朝发生了改变，即乾隆帝在第二次秘密立储的时候，将鐍匣的存放地点从“正大光明”匾后改为“随身携带”。因为雍正帝所立的秘密立储制，是书写两道相同的传位诏书，一道放在“正大光明”匾后，一道则随身携带。乾隆帝经过实际情况，将之加以改进，去掉了那道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诏书，认为那是多余的一道手续，还是将传位诏书随身携带更为安全、更为有效。于是，嘉庆帝只是遵循皇考乾隆帝的做法，也将自己的传位诏书随身携带，以备不虞之用。果真这样的话，那么，鐍匣没有存放在“正大光明”匾后就有了根据，在嘉庆帝身边太监身上找到那个装有传位诏书的小金盒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找到的那个小金盒和里面的传位诏书，也很可能就是真的。

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雍正帝立储君乾隆帝时，是写了两分相同的传位诏书，一份就是公开宣称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另一份则藏于自己经常居住的圆明园。所以《清仁宗实录》、《清宣宗实录》中才会出现旻宁在承德找不到传位诏书，两次派人到北京圆明园的记载。

《清史稿·宗室禧恩传》的记载，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因为旻宁在登基大典举行完的第10天，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1820年10月13日），道光就抓住了嘉庆帝“遗诏事件”，以此大做文章将曾对他继位犹豫的两个主要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赶出了军机处，并降了四级，对军机处的卢荫溥、文孚则各降五级，留任军机处行走。

原来，按照惯例，每位皇帝驾崩后，都要以他的名义发布一道“遗诏”，以示对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期望。说是嘉庆帝的“遗诏”，实际上是新皇帝命军机大臣以先皇的口吻拟定的。而军机大臣在拟写嘉庆帝遗诏的时候，由于大意，则出现了致命的疏漏。将遗诏中的部分内容，错写成了这样的文字：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热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

很显然，这是模仿嘉庆帝口气写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帝王死在外面，历来有之，何况避暑山庄是（先皇）每年都会来的行围打猎的地方，并且我的皇父乾隆帝还是在避暑山庄降生的呢，因此，我死在这里，没有什么遗憾的。原先清政府一直把乾隆帝出生地点说成是在北京的雍和宫，而此次作为最重要的官方布告天下的告示，则前后矛盾，把乾隆帝出生地点写错，很显然，这是不能容忍的也不应该发生的常识性错误。为什么遗诏没有全面重新撰写，据分析，这里有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当时遗诏发布后是被追回收缴上来的，不能再做大的改动，只能在局部有一些点小的改动，于是才出现了现在遗诏的加点部分的样子。

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热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