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到鲁迅的感情生活，人们通常会说到他与许广平的感情故事，然而在鲁迅的背后，始终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女士，她就是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

鲁迅去世之后，朱安一度不被人们所提及，甚至她的存在，成为文学界的禁区，直到十多年后，鲁迅和朱安的故事才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不是我娶娘子，是老太太在娶媳妇”

朱安出生于清朝末年的一个商人世家，就像当时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朱安被教育成一个脾气温柔、擅长料理家务、不识字的小脚女人。1906年7月，28岁的朱安和鲁迅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结了婚。

按照当时的习俗，新人结婚一般都会选在冬季，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清闲，如果一对新人选择在夏天举行婚礼，那必定是家中出了意外，或者家里父母即将过世，亦或女子怀孕不得不结婚。

鲁迅和朱安选择在夏天结婚，完全成为当时习俗的例外。对于朱安来说，她当时的年纪在旁人看来已经成了“老姑娘”，结婚对于她来说迫在眉睫；而对于鲁迅来说，结婚完完全全就是被家里人“骗”回来的。

在朱安21岁的时候，经过媒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小3岁的鲁迅，按照当地的传统，妻子比丈夫要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个人算得上匹配，唯一的缺点是鲁迅家经济比较拮据，但朱安毕竟年纪也不小，算得上是理想的安排。

经过一系列提亲、算生辰八字、挑吉日等繁琐的过程，1901年二人即将举行婚礼前，鲁迅拿到了前往日本留学的奖学金，两人的婚事就此搁浅下来。在这期间鲁迅除了短暂地回过两次家以外，一直逗留在日本。

对于家里人给自己说的这个媳妇，鲁迅并不能说不上心。在他到达日本不久之后，就通过母亲向朱家人提出：朱安放掉小脚，进学堂读书。这个要求对于朱家人来说确实吓一跳，当时朱安已经20多岁，即使放掉小脚也不能恢复正常，而且朱家附近没有学堂，即使有，学堂中大多数也为少女，不适合朱安这个年纪的女子。

虽然鲁迅的母亲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颇为满意，但朱家人没有完成鲁迅提出的两项要求，成为朱安之后悲惨生活的导火索。

当时鲁迅从医学院退学，准备专门从事文学工作，在绍兴的老家，却流传着鲁迅已经在日本结婚生子的谣言。鲁迅的母亲听到之后非常着急，假装病重托人给鲁迅发电报，要他迅速回国。

当鲁迅匆匆踏进家门的时候，没有见到生病的母亲，反而看到家中张灯结彩，他立刻明白了真相。而朱家也在着急地为二人的婚礼做准备，除了正常的嫁妆以外，还不忘新姑爷对小脚的讨厌。

为了不被鲁迅嫌弃，朱家为朱安选择了一双大一号的绣花鞋，里面塞进了棉花，这样看起来就不是小脚，当时朱安还想着鲁迅一定会喜欢，却没想到就是这双绣花鞋害了她。

当朱安小心翼翼地走下花轿时，刚伸出脚想迈过轿杠，没想到绣花鞋因为太大而脱落，一双小脚顿时暴露在众人面前，引起一片惊呼。毕竟新娘子的鞋在结婚当天脱落，不是什么好兆头，似乎也预示了朱安结婚之后的生活。

鲁迅当时看到一双小脚，顿时脸色苍白如纸，本来就看不上朱安的鲁迅，心里的怨气更深了。按照鲁迅后来对朱安的描述，矮小瘦弱，面色蜡黄，没有文化还缠着小脚。但从朱安的照片来看，外貌虽算不上美女，但也不能说丑陋，谈婚论嫁不一定有大障碍。

就这样，鲁迅被强行换下了身上的西装，穿上长袍马褂，绑了一根假辫子，和那个他丝毫没有感情、婚礼当天还在绣花鞋里塞棉花的朱安结了婚。对于鲁迅这样一个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新派学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羞辱。

婚礼过后，朱安坐在一片寂静的洞房里，只能听到时不时的翻书声，按照习俗，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因此鲁迅决定了对她不理不睬。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在鲁迅的陪同下回门，也到周家祠堂祭拜了祖先。当天晚上鲁迅就躲在母亲房里看书，后半夜睡在母亲房中。第三天仍是如此，从结婚当天开始，鲁迅就没有正经看朱安一眼。

三天之后鲁迅带着弟弟周作人一同赶赴日本，临行当天朱安还抱着侥幸心理，守在门前等待着鲁迅和自己打个招呼，然而从早上到中午，鲁迅进进出出几次，仿佛都没有看到她一般。

正当鲁迅提着行李离开家的时候，朱安坐在大门前的树荫下，鲁迅在朱安面前停留了片刻，似乎有话要说，却又没有说出来，最终扭头离开了家门。一个邻居问鲁迅，怎么刚娶了媳妇就要走，鲁迅冷冷地回答道：

“不是我娶娘子，是老太太在娶媳妇。”

朱安听完顿时眼泪婆娑，一颗期盼的心碎裂在地上。

“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鲁迅此次一去日本，又过了三年时间，虽然时有和母亲通信，但绝口不提朱安。朱安在结婚之后不久，就将陪嫁的婢女送回了娘家，这样起码可以给拮据的周家省下一个人的伙食。

既然不能为周家延续香火，朱安就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操持周家的家务上。朱安性格温顺，和周家人相处融洽，婆婆对她也十分喜爱，她们都希望朱安和鲁迅的婚姻能够恢复正常。

1909年的夏天，朱安再次对婚姻生活燃起了希望，这一年鲁迅决定要回国了。当时周家需要稳定的收入，作为家里的长孙，这个重担自然交到了鲁迅身上，鲁迅的母亲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让儿子和儿媳团聚。

鲁迅回国之后在杭州找了一份工作，原本有很多回家的机会，但鲁迅每次回家只做短暂的停留，既不和朱安说话，也不进朱安的房间。这种情况对朱安来说，让朱安更加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来。

次年鲁迅回到绍兴一所学校教书，离家只有几十分钟的路程。当朱安满心欢喜地将结婚用的被子晒了又晒，细心地铺在婚房中，自己精心梳洗打扮一番，在房间中等候了一整晚，结果佣人告诉她：“大先生睡到学校里去了。”

朱安自然明白鲁迅讨厌自己的原因，他们完全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而且朱安也感到自己所熟悉的世界正在发生改变。1911年周作人带着自己的日本妻子回到绍兴，朱安第一次接触到外国人，也第一次感受到丈夫所熟悉的另一个世界。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之后，鲁迅得到了一份教育部的工作，随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当得知家属名单中有自己名字的时候，朱安欣喜若狂，自己的生活终于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然而现实再次让朱安感到失望，到了北京之后，自己的生活仍旧如在绍兴一般，没有丝毫的变化。当时的鲁迅已经成为文化圈中的名人，报纸、电台几乎每天都出现他的名字，家里更是经常高朋满座。

此时的朱安不能出现在客厅，甚至不能为客人上茶，因为这些都有佣人来做，她只能待在自己最适合的厨房，因为鲁迅喜欢吃家乡菜，朱安唯一能为丈夫做的，就是给他做一做喜欢吃的菜。

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被迫搬出家里另寻住处，他给了朱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留在周家在北京的房子中，另一个就是回绍兴娘家。这两个选择对朱安来说都不是好选择，因此朱安决定，随鲁迅迁居他处，照顾他的生活。

搬出家里不久，鲁迅就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到只能吃流食，那一段时间朱安细心照顾鲁迅，这是她结婚十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而鲁迅对于朱安的照顾也十分感动，破例让她住在自己卧室旁的书房中，以便及时将她唤到身边。

鲁迅在朱安的照顾下，身体逐渐好转，他们的关系又回到了以前。一个年轻女子的出现，彻底将朱安的生活推进了深渊。

当许广平第一次出现在鲁迅家里的时候，朱安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的生活会因为这个女子发生改变。虽然朱安曾经提出让鲁迅纳妾，能够为周家延续香火，但她后来也明白，在新世界中鲁迅没有纳妾的余地。

三一八事件的发生，让鲁迅彻底离开了这个家。这场风波过后，鲁迅接受厦门大学的邀请，离开了北京，和许广平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之后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他们没有告诉家人，但关于他们的流言已经到处流传。

1929年5月，鲁迅回到北京看望母亲，同时告诉母亲和好友一个消息，许广平有了身孕。对于这个消息，朱安自然是从别人的口中听来的，但也引发了她对自己未来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没过多久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生了，他们寄了一张一家三口的合照到北京，朱安看过之后喃喃自语道：“他们，真好。”

为了朱安在看到照片之后会是这一种表现？一般后人认为她是一种迷信的表现，认为周家有了男丁能够延续香火，自己死后也会有人祭拜她。但更重要的是，性格温和的朱安已经接受了现实，既然自己无法改变，为何还要给丈夫制造不和谐？

从此之后，朱安忘记了自己是鲁迅发妻的身份，世人也忘记了朱安，他们只知道，在鲁迅身边的有一个叫许广平的女子。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谁来保护我？”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朱安第二天听说这个噩耗后，感觉实在突然，毕竟前一个星期她还听说鲁迅的病情已经好转。由于婆婆年事已高，需要人在身边照顾，因此朱安放弃了参加鲁迅葬礼的想法，烧了几样鲁迅爱吃的小菜，在桌案上点起香烛，在家中为鲁迅守灵。

鲁迅去世之后，朱安和婆婆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责，周作人也按月给母亲一些钱。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将儿子每月给自己的供养费留给了朱安，此后朱安的生活费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不再给嫂子钱。

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给朱安寄去生活费，但在当年那个战乱年代，朱安的生活还是过得十分清苦，尤其在许广平入狱之后，朱安的生活很快陷入了困境，甚至欠下了数千元的外债。

有一次朱安高烧几天没有吃东西，等烧退之后想要吃点东西，才发现口袋中只剩下两个铜板。无奈之下朱安拄着棍子去找周作人，当时周作人一家住在鲁迅之前买下的房产中，客气地留朱安吃了饭，还给了钱，周作人的妻子话里有话地对朱安说：

“北平开销大，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守着大先生那么多书报字迹，怎么可能过苦日子？那可都是钱啊。”

言外之意，就是让朱安将鲁迅的遗产变卖，换些钱来生活。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朱安，虽然打心底里不想这么做，但眼下身无分文，也只能对不起大先生了。犹豫再三之后，朱安决定变卖鲁迅的手稿和藏书。

这件事很快被报界知道，尤其在上海，反应最为激烈。两名代表在听说之后立刻赶到朱安家中，质问朱安：“这是鲁迅先生的遗物，是我们全民族的文化遗产，全都要得到妥善保护的。你一个老太太，有什么资格出卖鲁迅先生的遗物？”

当时朱安正在吃午饭，也不过是几片萝卜干和半碗冷粥，听到二人的质问，她不禁心里一酸，将自己的午饭给来人看：“你们看，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鲁迅的遗物，其实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谁来保护我？”

来人顿时哑口无言，经过商量之后，上海方面每月给朱安寄一笔生活费供她度日，后来又帮她争取来鲁迅房子的产权，让她有了房租收入。

1946年，许广平出狱回到北京，收拾鲁迅的藏书和其他物品，她和朱安同住在鲁迅旧居，朝夕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每当许广平奋笔疾书，抄录鲁迅的著述时，朱安就忙前忙后照顾她的生活，但每当许广平想要找她好好聊一聊时，朱安总是小心回避，她不会说话，也不想多打扰许广平。

朱安对于许广平不但是信任和依赖，甚至将许广平和周海婴视作自己最亲近的人。眼看着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朱安将鲁迅遗产和著作权的文件，全部转移给了周海婴。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非常虚弱，但脑子还是十分清楚，将自己后事所要穿的衣服列出清单，并向许广平提出要求，希望能将自己葬在上海鲁迅的墓旁。

朱安的葬礼是许广平安排进行的，她最终未能如愿葬在鲁迅墓旁，而是下葬在自己婆婆的墓旁。坟墓上没有任何标记，只有她常用的一支水烟袋。这是她一辈子的喜好，在忙碌结束之后抽几口水烟。

朱安一生的悲剧，可以说是新旧时代交替下的典型。社会的巨变令她无所适从，只能默默接受，但她还是坚持保留自己的尊严。虽然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屡遭打击，但对于丈夫鲁迅和许广平，朱安却始终保留了一份感恩：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一生凄苦，身体在旧社会饱受摧残，婚姻生活葬送在新旧社会的交替中，晚年面临战乱带来的苦果。但她并没有迁怒于别人，尽力守好自己的本分，这一点就值得后人所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