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著名的“纵囚归狱”事件。

贞观六年（公元632）12月22日，李世民亲自审阅死刑犯名单，不禁心生同情，于是便让他们回家探望父母、亲人，来年秋准时返回领刑；此外，他还让全国各地的司法单位都遵照操作。当时，享受到这一福利的死囚共计390人；

到了下年9月，在无人督促、无人胁迫的情况下，这390人全部如期赶赴京师听候处决，无一人逃亡，李世民于是将他们全部赦免。

乍一看，这是个有关信任、承诺与仁恕的感人故事。不过如果探究背后的具体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远不止此，它是初唐刑法改革过程的一个缩影，更充分体现了贞观之治为何被许多人誉为古代政治的巅峰。

当初隋朝建立后，名相高颎等人在参考北齐、北周、南梁旧律的基础上，制订了一部博采众长的《开皇律》，被誉为“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尤为难得的是，它废除了历代沿袭的鞭刑、枭首、裂刑等酷刑，把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在规范性、文明化方面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被后世沿用。

但在执行层面，却往往不尽如人意。隋文帝杨坚“性深刻”，猜忌心严重，多次当朝打死大臣，还出现过“偷一瓜而获死刑”的案例；

隋炀帝在位前期标榜宽刑，编制了更人性化的《大业律》。但在后期则是出了名的残暴。在处理杨玄感叛乱时，他曾说了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即：天下人不应该太多，不然就容易合伙谋反。于是，仅仅在洛阳就处死了3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被冤杀。

既然杨广不把百姓的命当回事，百姓也不把隋朝的国运当回事。作为隋朝兴衰的见证者，李氏父子深刻领会这一道理。

李渊进入长安后，也效仿当初入关后“约法三章”的刘邦，来了个“约法十二条”，规定“惟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称帝后，他才着手命人制作唐律，基本原则是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史称《武德律》。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新唐书》称他“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当然了，这份仁恕并不是源于本性善良与否，而是来自内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认知。再加上魏征“王政本于仁恩”的主张，李世民即位后，并没有采取一些人“以威刑肃天下”的建议，而是终生坚持“以宽仁治天 下”，在刑法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登基后不久，李世民就命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制作《贞观律》。这个过程中，李世民本人高度参与，并且把他的仁政观念贯彻其中。经过数年的完善修改，贞观初年的刑法具备以下特点：

其一，尽量减少死刑罪。即使是因谋反连坐，犯人的祖孙、兄弟也可免死，罚为奴隶；因恶言犯法连坐的，仅限于将兄弟配流。在以往朝代，这些罪名可是往往意味着满门抄斩、无数无辜者人头落地。

由于这种对待人命的谨慎态度，贞观初年的死刑犯数量极少，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的死囚只有29人。

其二，执法人性化，保护犯人尊严。

比如，五品以上的死刑犯，可让其坐着马车前去刑场，或者在家自杀；那些暂时没有亲属收尸的犯人，由官方提供棺木埋葬在京师七里地，并且竖起名牌、以待家属取葬；

监牢里的犯人，每个月沐浴一次，夏天提供解暑饮品，生病后提供免费医药，重病者还可让家属进监照顾；被判“徒役”刑的犯人，一般是男子种菜、女子帮厨，每十日可放假一天，逢年过节增加到两天；那些被流放的，如果家里有丧事，也可以回家探望，甚至还由官方配给路上的口粮。

枷锁大小不同，根据罪名轻重佩戴，轻罪免。另外，官居七品及以上的前官员免戴，对于寻常人，10岁以下、80以上，以及残疾人、侏儒、孕妇也一律免枷。

其三，讲证据、重事实，假如被告人的罪名证据确凿、具备充分而可靠的人证物证，即使当事人拒不认罪，也依律判处；

反对刑讯逼供，假如客观需要施加刑罚的，必须多位官员同时在场、共同审议后进行，违者视同犯罪，杖责60；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官员不得阻挠，违者同样视同犯罪，杖责50/100。刑部每年都会前往各地审核案件，凡是与法规不符的，将严惩有关责任人。

最为难得的是，给被告人定罪时，必须考量核实其是否具备主观意识，如果被胁迫、精神有问题，可视实际情况减免处罚。然而，就是因为这一高度人性化的规定，李世民本人曾出现过重大失误。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8月发生了一起案件：河内郡的李好德因“妄为妖言”被捕入狱，李世民亲自下令进行审理。能到这种层级，八成是由于诽谤朝政、蛊惑人心、诋毁皇室等等。

在经过调查后，负责此案的大理寺丞张蕴古上奏：“李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即被告人有病，而且证据充分。据史书记载，李好德犯的是“心疾”，也就是精神病。按照规定，这种情况下可以免罪释放。

然而，负责监督官员的治书侍御史权万纪随即上奏，状告张蕴古徇私枉法，证据很简单：张蕴古籍贯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为相州刺史，这是显然的人情官司。

李世民一向严惩官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愤怒之下，他免去了法律流程，命人把张蕴古推到集市中处斩。

但也许是事后进行了核实，没多久李世民就后悔了，于是下令：“死者不可复生，今后有死刑犯人，即使下令立即处决，仍须三次复议才得执行。”但他觉得这还不够，过了一段时间，又改为复议五次。

但这一事件已经造成了负面连锁反应。看到张蕴古的教训后，许多法官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判案时倾向于加重处理。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反常现象：下一年底，全国的死刑犯名单超过了400人。要知道，在张蕴古之死的前一年，这个数字是29。

所以我们现在就能理解，为什么李世民会亲自审查死囚名单、并且对其中的390人作出了“假释”回家的宽恕决定。这是以实际行动昭告天下、纠正自己的错误，及时刹住了因自己而起的严刑峻法之风。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寻常人都很难正视自己的错误，更何况至高无上、手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君王？因此，有些帝王即使犯错，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会将错就错、用新的错误掩饰前一个错误。

相较之下，李世民的知错能改显得越发难得。贞观之治也许不是古代最为强盛的治世，但说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秩序井然，也许无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