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士族南渡，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纷纷与当地固有的统治力量合作。后赵石勒下令，不得侮辱衣冠华族；前秦苻坚时，曾下令“复魏晋旧籍”；后燕慕容宝也曾刊定旧籍，分别清池。这说明，在“五胡乱华”的时代背景下，留在北方的大族仍然保留着其特有的政治利益。

究其原因，盖因他们在地方上民众根基深厚，且颇具号召力。“五胡”统治者在政权甫一建立的情况下，对地方的控制难以实施，他们所看重的，就是这些大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只有对他们加以笼络，任用他们做官，自己的统治才有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一、魏初汉族士人的崛起与北朝的门阀体制

从北魏道武帝建国幵始，即注意对汉族士人的任用。道武帝时代，“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出身清河崔氏的崔玄伯便是典型的例子。崔玄伯在拓跋珪平定后燕之后，被任用为吏部尚书，参与并裁定典章制度。明元帝即位后，也公开招募汉族士人为官。

永兴五年下诏，“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这次招募首推的便是“豪门强族”，而“文武才干”、“先贤世胄”反被置于其后。这说明明元帝的主要目的就是笼络各大族。但因为当时的汉人民众对拓跋氏政权心存疑虑，这次寻访人才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到太武帝神四年，再次下诏，点名擢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人。除此之外，尚有州郡推举的人物，史称“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序用”。据高允所作《征士颂》记载，此次点名擢用的有四十二人，其中应征者，合高允共三十五人。这些人的主体是河北士人，基本都是当地的大姓豪族。这也是河北士人开始走上政坛的开始。

此时，崔浩被太武帝信任，在擢用士人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久之后，他开始策划在魏境内分定姓族，恢复门阀体制。这种尊重汉族高门的想法，以及崔浩本人受太武帝信任的情况，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也成为崔浩国史之狱的祸端。鲜卑贵族通过崔浩国史之狱，株连甚广。本身已逐渐在北魏站稳脚跟的汉族士人，例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作为崔浩的姻亲被株连。此后，鲜卑贵族基本垄断了政权。

到冯太后统治时期，汉族士人地位有所提高，出身赵郡李氏的李敷、李奕兄弟，出身陇西李氏的李冲，出身太原王氏的王叙，先后受到重用。冯太后利用汉族势力，制衡鲜卑贵族势力，也试图缓解胡汉矛盾，减少叛乱。陈爽先生认为，重用汉人使得冯太后所代表的皇权脱离鲜卑贵族的束缚，获得独立运转的能力。而孝文帝掌权后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北魏皇权体制进行重构。

孝文帝分定姓族，是北朝门阀体制建成的重要标志。孝文帝迁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摆脱鲜卑旧势力的掣肘，加强皇权。他依靠鲜卑贵族反感的门阀制度，达到了伸张皇权的目的。但门阀大族的过渡伸张，也会阻碍寒门晋升的道路，甚至影响皇权。东晋南朝的教训历历在目，这是孝文帝不能不顾忌的。他要建成的，实际是在皇权控制下的门阀制度。

那么，北魏门阀制度的逐渐形成，与孝文帝放弃邺城而迁都洛阳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北朝门阀制度的特点说起。

二、北朝门阀体制的特点及形成因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指出，南朝门阀鄙薄武职，且多为侨姓，缺乏强大的宗族基础。吴姓高门也逐渐受到江南风俗影响，致使宗族关系相对疏远，逐渐脱离宗族。这就决定了南方世家大族的脆弱性。而北朝高门大都有强大的宗族基础，宗族上下之间，联系十分密切。此处，还有进一步发挥的必要。

谷川道雄在讨论六朝政治时，提出了豪族共同体说。豪族共同体说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以豪族之家为中心而结合的地方社会现象。自东汉乡里瓦解后，人们为了生存，一方面依附于豪族，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人身自由；这就是豪族共同体的特征。而支撑着这种共同体存在的重要方面，是豪族赈济贫困、仗义疏财的精神。在笔者看来，透过豪族共同体的理论，可以解释前引北方门阀体制特点形成的原因。

自永嘉之乱以降，北方战乱频仍，政权更迭极为频繁。民众为了生存，依附于各大族。这些大族中，有的是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清河崔氏，也有新兴起的豪强，比如赵郡李氏。而各大族在后赵、燕等政权中获得官职的一个重要保障，是他们的民众基础。这种民众基础所表现出的在地方上的统治力，就是他们之所以受各政权青睐的重要原因。

后赵、后燕如此，北魏也不例外。以家为核心的某一大姓，为了维持自己这种民众基础，也可以说为了维持自身的政治声望，则必须善待自身宗族和依附人员。他们这种赈济贫困、仗义疏财的品格，一方面出于家庭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家族在政治上得以长盛不衰的保障。

然而，自东晋渡江以来，南方社会基本没有遭到战火荼毒。各大家族在渡江时，基本上也是举族迁移，侨置郡县就是一个证据。南方自东晋以來，门阀政治逐渐僵化，清要官职全凭出身担任，达到一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乡论的依赖逐渐降低，这也是导致他们逐步丧失民众基础的重要原因。而北方由于战乱和政权的频繁更迭，上下层之间相互支撑，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这就使得北魏政权下的各汉族势力，有着极为强大的地方宗族及依附势力。这种大族的势力一度成为北魏君主所忌惮的对象。从各大族的分布来看，其势力主要分布在河北一带，很多距邺城极近。河北各宗族势力的强大，就构成了孝文帝不能迁都邺城的原因之一。下面我们详细分析。

三、河南、河北地区豪门大族状况

当河南大批士族南渡时，河北关中士族却大多留在北方。作为孝文帝时汉族士人中最为显赫的崔、卢、李、郑、王“五姓”之中，只有荥阳郑氏在洛阳附近。而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都分布在河北之地，距邺城为近。永嘉南渡前，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一代，士族颇多。

陈群曾说：“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虚。”西晋时代，河南地区号为世家大族的主要有颍川庾氏、颍川陈氏、颍川荀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陈郡殷氏、弘农杨氏、阳翟褚氏、陈留江氏、陈留蔡氏等族。但在永嘉南渡之后，这些大族基本上都先后渡江而去。正如唐长孺所说，东晋的高门实际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青兖司豫士族和以建康为中心的三吴士族。在北魏政权中，仅大臣杨播一支自称弘农杨氏，在道武帝时归国。其余诸姓，则基本不见于北朝史中，倒是在魏晋时门第不高的豪族荥阳郑氏，在孝文帝时一跃成为第一流的高门。

再看河北地区。在西晋时期，所谓的世家大族较少。西晋陈群曾问僚佐说：“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僚佐回答说：“夫英伟大贤多出于山泽，河北土平气均，蓬蒿才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僚佐的这种观点是十分牵强的，因为河南地区土地并不较河北崎岖。魏、晋皇室都是起自河南，所仰仗的势力自然也大多来自河南。加之洛阳自东汉以来，久为都城，因而河南大族数量多，也便在情理之中。

永嘉之乱后，东晋建立，其统治仍然仰仗河南士族，故而河南大族基本全部南渡。而河北地区仅有的大族一则据南方较远，二来历来不受重视，所以大多留守中原。河北地区的豪门大姓中，有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博陵崔氏、广平游氏、渤海高氏、河间邢氏等族。其中，有些虽称不上士族，但除太原王氏等少数外，在各少数民族政权尊崇衣冠华族的政策下，基本都留在了北方。就连离去的太原王氏中，也有子弟如王慧龙在明元帝时归国。

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原因，使得邺城附近的世家大族势力较洛阳附近更为强大。自北魏建国以来的迁都之议，就正是这些宗族实力强大的证据。

四、北魏历史上邺城的迁都之议

邺城是河北重镇，原为曹魏统治中心，其后成为后赵与前燕的都城。道武帝平定河北之地后，先后几次准备将国都迁到邺城，但都不了了之。最早的一次迁都邺城的想法，应该是在天兴元年，道武帝刚刚讨平河北后。“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

但由于鲜卑贵族的反对，迁都没有成功。道武帝死后，其子明元帝又因粮荒打算迁都邺城——“太史令王亮、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应大乐五十年。”但又被崔浩劝阻。

在崔浩看来，北魏对国内的控制，实依靠“威慑”。其优势在于，让中原民众看不透北魏的实力，望风而降。况且，魏初在地方实行宗主督护制，借各地强宗大族进行统治，其统治力有限。而邺城位于河北南部，其地大族林立。倘若迁都于此，将困于各宗族势力。此外，还有赫连夏、柔然的外在威胁，这显然都是明元帝所顾忌的。因此，迁都计划被搁置下来。

太武帝时期，崔浩备受信任，虽然对邺城的建设仍在持续，但史书没有留下明确的太武帝试图迁都邺城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毁邺城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玉玺自然不可能“天授”，而是有人授意伪造。

此时，己经灭掉北燕、赫连夏基本荡平北方的太武帝，偏安北方已不能满足其政治野心。而太武帝对南朝的连续征战，表明“受汉传国玺”并继汉正统才是他的志向所在，这也成为其继任者的目标。因此，太武帝去世后四十年间，历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三世，再没有以邺城为都的打算。

此后，直到太和十七年，孝文帝以南伐为由，协定群情，下诏迁都洛阳。此时，迁洛还是迁邺的争端展幵。汉族士人中，以河北士人居多，他们纷纷上表，认为应当迁都邺城。如高闾上表劝谏说：“迁有十损，必不获己，请迁于邺。高祖颇嫌之。”高闾本人出自渔阳，与渤海高氏虽是同姓，血缘上并不亲近。但他进入仕途却是依靠崔浩，之后又有高允举荐。史载“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遂为显祖所知……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

据高闾本传记载，高闾受重用后，曾多次上表劝谏。从高闾的上书看，作为以劝谏著称的老臣，此次劝谏迁都邺城，应是河北士人意愿的代表。除高闾外，当时主张迁都邺城的还有御史崔光：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郡，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

总结

崔光出于清河崔氏，作为河北大族中的高门，本身就是河北士人的代表。而且从“崔光等”三字看来，劝谏迁都邺城者，定然不仅崔光一人。清河崔氏与河北其它大族关系紧密，我们可以从其通婚关系中窥之一二。

日本学者长部悦弘在《北朝士大夫通婚关系研究》中，系统梳理了北朝各族的通婚关系。其中，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渤海封氏、清河张氏、清河傅氏、渤海刁氏等，都是清河崔氏的主要通婚对象。

可以说，从联姻关系看，以崔光为代表的清河崔氏是河北士人的代表之一。河北士人支持孝文帝迁都，至于迁都地点，他们却更倾向于自己出身近且宗族基础更牢固的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