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范围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卷入了61个国家和地区和20多亿人口，给人类文明造成了惨重的灾难。这其中，作为二战亚洲策源地的日本，在二战爆发前后采取的一系列外交、军事举措，给整个亚太地区带来了沉重的伤害。

让许多人颇为不解的是，二战全面爆发前夕，日本就曾悍然侵略东北，并北上招惹苏联。此后，正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又贸然发动了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偷袭。如此树敌四方的举动，实在是让人不解。实际上，要想理清二战爆发前后日本的外交战略，就必须从当时的两位日本战略人物——石原莞尔和松冈洋右开始说起。

军事立国：分崩离析的日本制度

近代日本的政治制度脱胎于明治维新以后，对英国、德国等欧洲制度的效法，但也留有旧秩序时期武士等级制度的残余。受此影响，以武力倒幕、讨伐西南叛乱的明治政府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给予军事体系直属于天皇的权限，从而导致了军人集团和文官政府处于同等地位。加之天皇在宪法中被进行了君主立宪制的“虚君化”处理，军事体系从实质上构成了一套独立的官僚运转体系。

明治天皇以降，伴随着维新元老们的离去，文官政府逐渐沦为军队的附庸。与此同时，军队内部亦出现了中枢与地方、陆军与海军等不同层次的对立。即便是陆海军内部，亦有陆军围绕是否进行“下克上”暴力干政的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分歧、海军围绕是否遵守国际裁军会议的条约派和舰队派分歧等。凡此种种，导致二战爆发前后的日本陷入了一种制度松散的局面。

石原莞尔：战略荒漠中的“怪胎”

在日本陆军中，所谓“下克上”暴力干政，是指通过地方上不听中枢调令的擅自行动，倒逼中央采取符合自身期望的外交或军事政策。这一思想受到了日本战国时代逆向等级观念和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影响，并在原敬改革后日本地方军事系统壮大的前提下愈发流行起来。这其中，原敬改革本是文官政府为了取缔独立统辖权的一次尝试，不料不仅未能削弱军方势力，反而造成地方驻军的坐大。

当时的日本缺少具备战略眼光的人才，石原莞尔是这片战略荒漠中少见的一个怪胎。在他看来，人类的战争史就是一段受技术变革影响的发展史，前后经历了由点的战争、线的战争、点线混杂的战争、面的战争以及立体战争的演变。同时，鉴于技术革新的波动，战争的形态也呈现出持久战和速决战的交替循环。基于这一逻辑，石原莞尔认为未来势必会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再度出现一种“超级武器”，能够在总体战的环境下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破坏，从而左右战局。

为此，石原莞尔认为工业化相对落后的日本，应当在“超级武器”诞生前，尽量扩大自身势力范围，通过占领中国东北在东亚大陆站稳脚跟，从而建立一定的防御纵深。此后，着力于消化吸收扩张成果、静待其变，以图冲破美苏包围圈。在这一思想的驱动下，石原莞尔认为1931年恰是日本出兵中国东北的最好时机，并因此与日本地方陆军势力纠缠在了一起。

1931年，中国国民政府正大规模投入常凯申嫡系中央军进行“围剿”内战中；东北的张学良则将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稳定华北局势；英法与德意还在相互牵制之中；美国忙于经济危机；苏联则出现了内部纷争，以至于数年之后“肃反运动”的爆发。趁此机会，石原莞尔决定推动日本把握住这一战略机遇。不过前文提及，二战爆发前后的日本早已不复明治时代的大开大合的样子，那种分崩离析的状态下根本就不会有一个机构或个人能够支撑起如此大刀阔斧的行动。

无萍之水：漏洞百出的战略规划

在石原莞尔及其追随者的推动下，他利用日本海外驻军的力量，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攻击行动，造成举世哗然的“九一八”事变。这是一次典型的“下克上”干政行动，日本外长币原喜重郎于次日清朝才在报纸上获悉这一事变。石原莞尔对此欢欣鼓舞，浑然未觉事态逐渐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在他看来，南方的中国腹地根本无法为日本提供急需的石油、钢铁等战略资源，所以应当专注于消化当前、防止进一步扩大战事。日本内阁为了牵制驻扎东北的关东军势力膨胀，刻意提高了京津地区驻军的级别，不料后者却于1937年一手策划了“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之后，石原莞尔强烈反对出兵长城以南地区，这遭到当年支持他的陆军少壮派军官们的反感。在他们看来，“七七事变”不过是“九一八事变”的重演罢了，这最终导致石原莞尔的黯然引退。不过，在大规模南侵之前，日本还需要摸清楚苏联的态度和实力。为此，日本向苏联不断做出挑衅行为，然而击沉苏联的军舰、占据黑龙江中的小岛等行为并未招致俄国人的报复。于是，日本开始大张旗鼓的向华北扩大行动。

当日本已经完全陷于华北战场、同中国彻底交恶以后，苏联方面的态度也骤然发生了转变。此时的美、苏、英、德等国陆军正在经历一场内燃机革命，机动化装甲车即将登上战争的舞台。而日本依旧在保持着近代半工业化军队的模式，逐渐趋于落后。不过，当时的日本并未看到这一点，他们想当然的以自身的补给能力揣摩苏军的后勤能力，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于是，肆无忌惮的日军任由伪满和伪蒙军队发生冲突，并最终演变成日苏两军的正面硬刚。

彼时的苏军刚刚经历了“大清洗”，大批军官落马，战斗力损耗严重。为此，临危受命的朱可夫凭借铁路网络和内燃机运输车辆的帮助，调集大批苏军兵力和装甲坦克等，形成对日军的碾压态势。这场战役，苏军并不轻松，但对付日本依然游刃有余。经此一役，日苏关系恶化，对日本的地缘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同时，此时的日本高层也逐渐意识到陷于中国战场从战略层面来说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为此，在1940年3月由日本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要员参与的联席会议上，明确了从次年开始进行战略收缩，至1943年仅保留上海周边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意见。

不过，恰在1940年日军面临颓势之际，中国军队在太行山、昆仑关地区发起反击，中断了日本的收缩态势。随后，敌后战场又爆发了百团大战，进一步鼓舞了华北百姓敌后抗战的信心。这些均导致日军的战略收缩计划彻底泡汤，不敢妄动的日本反而在中国战场越陷越深。此时，维持与德国的盟友关系就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中流砥柱了。

松冈洋右：失之毫厘的战略布局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被英法控制的国际联盟就采取了表面道义支持中国、实质默许日本的态度，意图避免德日走近。不过对于日本而言，国联“和稀泥”的态度并不符合自己的胃口。于是，在激进冒失的情绪裹挟之下，日本贸然宣布退出国联。不久，德国也做出了同样的抉择，这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拉近。在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问题上，双方拥有太多共同利益了。此时的日本外交政策，主要由松冈洋右掌舵。

作为当时日本国内知名的亲美派，松冈洋右担任外交大臣以后，却迅速拉开与美国的关系，强力推动德意日结成三国同盟。之所以做出如此安排，是因为在松冈洋右看来，美日矛盾愈发突显，既不能将美国视作扶弱不堪，亦不可通过退让祈求亲善。所以，借助三国盟约、尤其是德日盟约，有助于壮大日本的地缘依仗。在松冈洋右看来，既然1939年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在对波兰的战争中达成实质同盟关系，那么日本也就可以通过德国为中间人重新缓和苏日关系，继而逼迫美国与日本和解。

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外交逻辑，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进行过类似的外交斡旋。当时俾斯麦为了拉拢俄国、孤立法国，曾通过德奥同盟以及后来的三国同盟，促使深感危机的俄国不得不向德国靠拢。很显然松冈洋右也在做着相似的算计，他寄希望于德日同盟，以其加强苏日关系。如此一来，有一个由德、苏、意、日组成的庞大“大陆联盟”存在，英美的威胁也就不足为惧了。所以，在三国同盟确立以后，松冈洋右便推动《日苏中立条约》的订立，以多加一层保险。

不过，在松冈洋右为日本精心策划的战略布局中，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纰漏。那就是，日本在三国同盟和苏日关系中并不能占据战略主导权。真正掌握战略主导权的人是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而他处于对日耳曼堂亲英国的某种极端心理，始终幻想英德和解、共抗美苏。其结果就是，早在三国盟约签订以前，希特勒就已经为进攻苏联做准备，后来的“巴巴罗萨计划”更是从头到尾就没有与日本方面协商过。于是，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苏日关系重新跌入低谷。

抢占先手：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逻辑

当苏德交恶以后，摆在日本面前三条路线。其一是追随德国、北上夹击苏联，但最终可能重演诺门坎战役的恶果；其二则是彻底收缩中国战场兵力，放弃争霸，向美国认怂，但这显然不符合国内激进情绪的要求；其三则是南下，进攻资源丰厚的南洋地区以求自保。毕竟在日本看来，德国虽然未必能够获得欧洲战场的胜利，但却可以保证不败。如此一来，被牵制的英美等国便无力于亚太事务了。

更为重要的是，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美国联合英国、荷兰进一步收紧了对日本石油、废钢铁等军需资源的进出口贸易，限制了其军事力量的增长。其实，自19世纪末日美两国围绕太平洋岛屿发生一系列争夺以后，美国就已经着力打造了一条针对日本的“ABCD”战略巨网，其以美国、英国、中国以及荷兰的英文首字母为名称，让日本遭受了诸多掣肘。所以，选择第三条路线，南下占据南洋资源，尽快满足自给自足，摆脱对欧美国家的经济依赖就成为日本的首要选择。

从战后揭秘的相关文件来看，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曾做过许多相关模拟，均得出了“战争将会持久，且美国优势将越来越明显”的结论。不过，基于地理距离的因素，日本依然认为可以凭借在南洋形成的“自给自足圈”，完成针对美军的防御体系。毕竟相较于日本，美军的投放距离实在太远了。虽然并未低估美国的经济地缘和战斗意志，但日本的这套战略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二战前夕的美国刚刚经历了一次军事改革，两栖作战能力和远程投送能力获得了很大提升，这就导致日本的海上防线在美军看来漏洞百出。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日本之所以在二战前后出现诸多战略外交昏招，根源在于缺乏统一、高效的制度体系。即便出现了诸如石原莞尔、松冈洋右等具备一定洞察天赋的人士，依旧难以制定出一套符合国际现实的战略方针。最终导致在国内激进派的裹挟之下，日本深陷于中国战场难以脱身；意图与苏联达成盟约，借以逼迫美国和解，却受制于德国而流产；想要抢先攫取南洋资源，以构建防御网络将美国拖入和谈，却低估了美军的综合素质。

最终，美国的战争机器不仅凭借高效的远程运输能力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还通过给英、苏等国大规模补血，彻底击垮德国，孤立并最终战胜了日本。由此可见，完备、高效、统一、务实的制度对于国家战略的制定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