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华的近代，就是中国帝国的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崩溃为万国林立中国其一。当中华逐渐认识到自己并不是独特的个体，只是并没有那么唯一的国家时，近代化就开始了。

而近代化的开始，并不是从鸦片战争，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华其实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还很大。而透过海外的文献和文物，以他者之眼来透视我们的老大帝国，我们会发现，历史由于分光镜，会有不同于我们以往认知的色彩，五彩斑斓的出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一、翻译者即叛徒

在阅读中国古代文献时，常常会有一种困惑：周边小国那么多言辞卑顺、自号臣妾的国书，他们真的自认为是华夏之国的化外之民、蛮夷属国？

很多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至少在东亚儒家文化圈，有且唯有中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作为上国之臣，他们甘之如饴。在中国的典籍中，一切妄尊自大的附属国，都是被嘲讽的对象。例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夜郎自大”，再例如《隋书·东夷传》中那倭国国王不知所谓的“日出处天子”。

在我们的典籍中，仿佛“”等话语才是真实。

能做大明的狗就是最大的荣幸

事实真的如此么？

可能并不是，因为翻译者即叛徒(Traduttore, traditore)，很多时候，记载于正史中“臣妾之国”所上的奴颜婢膝的国书，很多时候其实只是我国的翻译者将原文翻译改写成符合中国“蛮夷事华夏”之礼的成果，他们并不是“臣妾之国”的创作，而是翻译者的二次创作。

例如，在清朝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中记载了一份缅甸国王莽达拉给大清乾隆皇帝的奏书，其词云：

缅甸国王莽达拉谨奏：圣朝统御中外，九服承流。如日月经躔，阳春煦物，无有远近（迩），群乐甄陶。至我皇上，德隆三极（级）。道总百王，洋溢声名，万邦率服。缅甸近在边徼，河清海晏，物阜民和，知中国之有圣人。臣等愿充外藩，备物（修诚）致贡。祈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觐天颜。钦（敬）聆谕旨。

这个范式，非常符合我们一贯的华夏—蛮夷认知的。可是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白诗薇研究员写的，题名为“赠送给乾隆母亲的缅甸大象——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缅甸银表的研究”中对于缅甸原文的翻译，这份缅甸银表上的表文，不是称臣，而是平等建交：

统治所有张伞盖的西方大国国王，也是生命之主的皇帝与南宫皇后告知。（皇帝）委任并派遣使节到皇兄日东王的国都。在东方的锡新、耿马、猛康，在南方的大洋附近，在西方的大洋附近，在北方的大洋附近，在任何时间两国之间都没有发生往来，其他城镇也没有被达到。这是大国之间、皇帝之间（的事）。两位国王没有相互致意。以前，生命之主日出王亲善地派遣使节到日东王的国都，皇兄日东王也派遣永历王到阿瓦。当永历王到跟前来时，他得到亲善的款待。（日出王）也派遣了到日东王国的使节，珠宝金城委任并派遣使节之后，外交上互不来往时间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皇兄日东王也好，皇弟日出王也好，都没有派遣使节，没有往来。皇兄日东王真有威德。因为（皇兄日东王）的威德和权力有如向四大部洲发光的月亮，所以四大部洲和四方（的民众）到来瞻仰。皇弟日出王的国与皇兄日东王的国没有被大洋相隔，两国有如一条水，一块土。皇兄日东王有威德，所以被派遣的人都能到达。阿瓦皇帝争取（？）蒲甘、猛白、普坎、东吁、马达班、汉达瓦底、勃固、沙廉、土瓦、直更、清迈、戛里、纵徒、木邦诸国后，同十四国王一起派遣银土司吴尚贤到皇兄日东王（的国都）。因为（日出王派遣的）使节，（路途不熟）不能到达，所以金叶书信和诸多礼物由银土司吴尚贤接收并照料运送。银土司向大理侯禀告，大理侯迆西道与吴尚贤（向猛车侯）禀告，猛车侯向日东王上奏。日出王与南宫皇后亲善地赠送两只大象、两卷绒布和一匹棉布给日东王皇太后。

缅甸国王自称日出王，将乾隆成为王兄日东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也就是南明永历皇帝受辱缅甸的“咒水之难”，在这位缅甸国王的错乱记忆中，似乎永历只是一位大清的王，并且他得到了亲切的款待。

可见，历史上所谓的“臣等愿充外藩，备物（修诚）致贡”，有可能只是翻译者在其中利用信息（语言）差进行的一番翻译即叛徒的改写，从而取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1]

二、可怜者必得同情

当一个帝国覆灭，臣子尚且可以偷生，而君王往往不会有好下场。秦王朝被项羽杀死的子婴、南陈被牵机药毒死的诗中帝王李煜等等，莫不如是。

有些亡国之君是咎由自取，有些亡国之君则充满悲剧色彩，当中原地区他们已经成为禁忌而被忘记。在一些华夏边缘的“蛮夷之地”，那里粗狂且质朴的民族，他们不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政治得失、尔虞我诈，只是会单纯的同情那些失败的弱者，或者为他们留下尊贵的子嗣，或者掺杂着宗教中的转世重生，让他们重新复活并且复仇。通过这些可怜亡国之君的传说，表达着对于他们的同情。

有一个末代皇帝，他生于江南，长于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大都（北京），老于吐蕃，一生辗转三千里；

他幼为南宋皇帝，少为蒙古驸马，老年为萨迦派祖师之一“合尊法宝”，死后被传说为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生父，又被传说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前世，一生连三代，他的一生，就是宋、元、明。

无论是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还是时空皆幻的佛法上，他都走得很远很远，也许正因为他先为皇帝又为异族驸马等等的传奇经历，才能让他真正明白佛法中的“诸法皆幻，真心不幻”，才能一直到死去那一刻，都励志于研究和翻译佛典。释迦摩尼以太子之尊出家，而他以皇帝之尊出家，只有经历过繁华才能真正的离开繁华。

而他，就是宋朝的末代帝王宋恭帝，赵显。如果说哪一位末代皇帝一生的经历最为传奇，那我认为他一定能占一席之地。

而西藏的典籍之中，有不少关于这位“合尊法宝”的传说，在藏族重要史料《汉藏史集》中， 记载：

时，当上都皇宫被蒙古人以大火焚烧之时，蛮子之王子虽敬重蒙古皇帝，但依然无法摆脱【厄运】，被驱逐出了家园，遂往萨思迦，修习佛法，追随其者甚众。是时，蒙古皇帝之卜者曰：或有西方之僧人谋反，抢夺王位。【皇帝】遂遣使者往视，见蛮子之合尊，为众随从环绕，回禀皇上。【皇上】遂下令杀之。往杀之际，合尊曰：我无谋反之意，若必杀我，来生必将夺取蒙古皇位。其后，他转世为大明皇帝，抢夺了蒙古之皇位。据说蛮子合尊被杀之际，流的不是血，而是乳汁。

在西藏人美好的愿望里，他们的萨迦派祖师之一“合尊法宝”，将“转世为大明皇帝，抢夺了蒙古之皇位”，这位“大明皇帝”，就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以和尚身份开创帝国之人，皇觉寺小沙弥、大明朝太祖，朱元璋。

无独有偶，朱和尚的第二任继承人建文皇帝，也是一位悲剧失掉天下的人物，而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他的一生也是充满可悲的。在清朝人姚莹根据自身经历所撰写的《康輶纪行》中，有“建文帝为呼图克图”条：

蕃人相传察木多之大呼图克图，为明建文帝转世。虽无稽，足见当是天下怜建文帝，异域亦久而不忘也。[2]

察木多即如今的昌都，而“察木多之大呼图克图”可能为帕巴拉活佛，康区历史最早、地位最高的格鲁派活佛世系。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藏传佛教对于明朝皇帝的偏爱，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藏传佛教中的噶举派，其噶玛巴就是被永乐皇帝册封为“大宝法王”，其称号一直延续至今；西藏历史上第一部藏文大藏经，也是在明朝永乐年间雕刻而成；格鲁派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被封为大慈法王，并利用明朝的赏赐建成了格鲁派第二大寺庙，色拉寺。

西藏的佛教徒们，对于远在天边的大明天子，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三、在史册里，在人心里

“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宫刑，是对男人最大的侮辱，司马公受到了宫刑之后，几欲自杀。

但是刑余之人，亦可以建立不世功勋。有些人注定不会逝去，他们存活在史册里、人心里。

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

郑和铸铜钟

其中铭文为：

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

在国内的文人眼中，郑和下西洋只是一场“耀威异域”的政治作秀。但是在国外郑和航线所经之地，郑和的船队，成为了传说的源泉。

在印度尼西亚的民间，曾经收藏有一件“三保公”铁矛，矛端两面分别有“三保公”和“三保大人”铭文，后来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件铁矛，代表了印度尼西亚当地人对于他们印象中国那位“三保大人”的崇拜，他们相信，将神武的“三保大人”名字刻在武器之上，可能得到英魂的保佑

三保公铁矛（现藏国家博物馆）

在1572年，由葡萄牙文学史上的皇冠诗人卡蒙斯所出版的不朽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记录了1498年达伽马舰队航行至非洲南部的莫桑比克时，当地人告诉了他们关于数十年前到达曾到此地的郑和舰队：

马丁斯用精通的阿拉伯语，

半通不通与他们进行交谈，

获悉有与我们一样的大船，

在此处海域上下往来航行，

他们从日出之地远远而来，

沿海岸驶向南方然后返回。

非洲东部的肯尼亚，就是古代强盛一时的马林迪王国。当美国女作家李露晔首次到达此地时，她发现肯尼亚附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上，有一群自称郑和舰队后裔的聚落，他们甚至能展示明代的陶碗、器皿以为佐证。于是有了中国考古队在东非海岸的考古，在这片土地上，中国考古队发现了破碎的永乐官窑和锈蚀严重的永乐通宝：

东非海岸出土的永乐官窑青花瓷

出土于肯尼亚的“永乐通宝”

透过这些破碎的瓷片和锈蚀严重的“永乐通宝”，我们仿佛看到了郑和船队，像天边移动的城堡一样，出现在东非海岸的场景。

王朝终将逝去，风沙淹没宫殿，蛛丝覆盖雕栏画栋，无人能够不朽。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参考文献：

1、茅海建论清朝的宗藩关系

2、《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p236-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