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由于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投降清朝，打开了山海关，多尔衮率领十几万清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关内，赶走了李自成，占领了北京。

那时候，清朝的都城位于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顺治皇帝在盛京一共居住了19年。19年间，盛京一直是清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当清朝军队入关并占领北京后，就面临着要不要把都城从盛京搬迁到北京的问题。

当时，以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为首的一批人，强烈反对把都城从盛京搬迁到北京。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能征善战，是清朝初期有名的将领。他提出：“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阿济格的意思是，当年清军占领辽东后，没有大肆杀戮立威，使得许多清朝子民被辽东的人民杀掉。这次清军占领北京后，要该杀杀，该抢抢，然后留下诸王镇守北京，其余军队要么回守沈阳，要么退到山海关，确保没有后患。

阿济格身份不一般，不光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还是摄政王多尔衮的胞兄（同父同母）。阿济格代表的也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而是有相同意见的一帮人。由此可见，赞成清军在北京大肆杀戮、劫掠一番后退守沈阳、山海关的人不在少数。

这种意见提出来后，许多人感到震惊。如果多尔衮采纳了这一意见，并付诸实施的话，那就意味着北京城里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将会遭到无情杀戮，无数财富也将被抢掠一空，无数家庭将会家破人亡。

这将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反对阿济格意见的人也不少，以清朝初期朝廷重臣范文程为代表。

范文程出身明朝官员家庭，原籍沈阳。他早在1618年就归顺了清朝（后金），得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的重用，官至内秘书院大学士，贡献了不少智谋，并仿照明朝的官制，为清朝设立了部院官制。皇太极很信任他，每次商议军国大事，都要听取他的意见。

作为一名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范文程当然知道阿济格意见蕴含的巨大杀伤力。他认为，明朝末年，中原地区多年战乱，老百姓生灵涂炭，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非常盼望有人能够统一天下，从此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因此，清军不应该退回沈阳，而是将都城定于北京，并挥师南下，一鼓作气统一天下。

范文程还提出，清军入关后，要维持严明的纪律，不允许随意杀戮和劫掠，“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以维护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努力争取得到民心，让战乱的地区逐渐稳定下来，为进一步夺取中原做好充分准备。

毫无疑问，相对于阿济格的意见，范文程的意见更加高瞻远瞩。可是，范文程虽然是朝廷重臣，但在权势上远远不能与阿济格相提并论。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持阿济格意见的人占据了上风。

幸运的是，摄政王多尔衮非常赞同范文程的意见。他认为，应该迅速将都城从盛京迁到北京，将清朝的政治经济重心转移到关内，以便日后夺取中原，一统天下。为此，多尔衮制定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的战略方针。

当年五月二十四日，多尔衮以摄政王的名义下令：“摄政王令旨，谕诸王及大臣知悉，蒙天眷祜，抚有中原，际此景运，尔等宜各尽厥职，务克清忠，自有分内富贵，倘不以此存心，惟图目前之利，或贪溺财货，明干法纪，或暗受贿赂，徇情卖法者，论功之日，纵有厥功，亦不叙录，是止为一时之利，而不为子孙久远计矣，特谕。”

由此，多尔衮明确了清军进发的方向，坚定了继续南下“建万年不拔之业”的脚步。

当年7月，清朝就迁都问题最终达成一致。不久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到北京，在皇极门举行了登基典礼，随后颁布登基诏书，要求赦免明朝官员、继续进行文武科举考试、接济孤贫老幼鳏寡、一概免除明末加派的辽饷、新饷、练饷等，使得“官仍其职，民复其业”，逐步收拢人心，稳定大局，为完成最终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