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与宋太宗为了北宋能够国祚绵长，逐渐走上了一条君主独裁专制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士大夫阶层被有意识的挑选出来，作为赵宋皇帝的亲密合作伙伴，走上了政治舞台。经过了几代君主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宋仁宗中期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即君臣共治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君主的官员任免权逐渐过渡给官僚体制，以至于皇帝失去了自由任免官员的权力

一、北宋君臣共治体系的形成

中国是施行君主专制时间最长的国家，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开始，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君主专制在中国一共存在了两千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君主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特点。

秦朝的君主专制是秦始皇一人在全国施行绝对的专制，皇帝之下的所有臣民都需要对皇帝绝对的服从。但是天下不可能只靠皇帝一人治理，所以这个强调皇权的绝对统治地位的王朝很快崩溃。两汉的君主专制再次复兴，但同时两汉的社会逐渐酝酿了豪门大族的势力，导致魏晋时期直接以门阀士族为国家统治的主要力量，皇权在这一时期跌入了一个低谷。

直到隋唐再次建立起了大一统的王朝，皇权再次复兴，极大的冲击了贵族的统治，君主专制才又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五代乱世，贵族势力被军阀彻底铲除，军阀、地主掌握了国家绝大部分的人力、物质基础。宋太祖作为军阀，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建立了北宋王朝，从此开始了与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皇帝的权威在政权的稳固过程中不断加强，君主专制再次达到了高潮。

在君主独裁专制的政体形式中，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并终身行使决策权，“君主依靠官僚军事机构维护其专制统治，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皇权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中国古代的皇帝们自从秦二世而亡之后，就已经明白，完全不受制约的皇权是不可能享国长久的。北宋的建立者们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在设计国家的根本制度时，特地强调了“独裁”的重要性，形成了北宋独特的君主独裁专制体制。

历史学家刘静贞引佐伯富《宋朝集权官僚制的成立》中关于宋代君主独裁体制的解释时说到，宋太祖与宋太宗创立了君主独裁专制体制，这样的一种体制因为有一个完整的制度与之配合，所以“即使君主个人没有什么能力，单凭着独裁的制度组织仍能实施独裁统治”，这一体制的运行机制是“先尽可能地分割官僚机构原有的事权，再将众多的官僚机构悉数纳入皇帝直接指挥的系统之内，由皇帝作最后的裁决”，即宋初对相权的分割，以及知州、通判、转运使的设立等。

二、北宋的权力结构

具体的来看，宋初中央权力机构以“两府三司”为核心，两府即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前者掌政事，后者掌军事。三司分别为盐铁、度支、户部，分掌全国经济大权。除“两府三司”以外，还设有宣政院、翰林学士院、御史台等机构，其职能与前代并无多大变化。

宋代地方实行路、州、县三级行政建制。路为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全国大致分为15路（特殊时期有所调整），每路设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使，分管军政、财政和民政、司法和监察，彼此独立，互不统属。州为第二等级的建制，长官称“知州”，总领地方军务，又设通判监察知州。县为基层行政建制，最高长官称“知县”，掌管一县所有政务，另设县丞辅助知县。

与此同时，宋代实行“职、官”分离制度，官称一般为虚衔，职称才掌握实权。地方和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以及职、称分离制度充分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文官群体的政治空间受到了制约。从佐伯富的分析中看，北宋的君主独裁专制实际上是将君主力所能及之外的权力通过制度性的分割，充分保障君主的最后决策权，同时又能保证官僚体制发挥其最大的效能，使国家机器得到良好的运转。

而实施这一过程的，是具体制度中的人，即士大夫官僚阶级。宋太祖、宋太宗重文轻武的政治导向使得文官士大夫阶层逐渐崛起，这是一群有着儒家政治理想的官僚群体，他们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因此皇帝与士大夫阶级在国家利益的层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有人认为“士大夫的另外一种逻辑方式是：将重要权力，从皇帝手中剥离出来，赋予君臣之外的第三方——天下，然后士大夫再作为‘天下’的代表，自然而然获得此项权利。”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宋真宗、宋仁宗两朝又为士大夫阶级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几个关键的机遇，到了宋仁宗执政中期，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士大夫政治走向成熟，北宋统治阶级的权力体系实际上就由皇帝与士大夫各为一极、共同构成，即所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权力体系的平衡是建立在皇帝自觉的让渡部分政治权力给士大夫阶级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而且皇帝与士大夫阶级分工明确：皇帝负责最后的裁决，而具体的行政事务则由士大夫阶级为主体的各个机构分工完成。

正如刘静贞女士所说，“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与皇帝一人专制统治之间，原有着极大的距离，但是在旧有皇帝一人专制理念的限制下，宋人遂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与强有力的专制天子作等同性的结合。”因此，皇独裁的帝与强大的政府之间并不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在“祖宗家法”与国家利益的层面达成了良好的共识，使得“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我们不得不感叹北宋统治者的智慧，他们在霸道的君主专制体制中融入了比较温和的士大夫政治，营造出了与前代完全不同的政治氛围，使得国家各项政务得以在集体智慧中决策、施行。

然而，我们不得不提出最为关键的一点，君主独裁专制只是君主专制的特殊形式，它并没有超脱出皇权不可挑战的历史背景。用制度挟制皇权，是北宋最初的统治者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自觉选择，他们将这种选择写入“家法”中，让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他们的子孙也轻易不敢逾越。

但是这不排除有“大逆不道”的子孙不愿意遵守这一套规则，他们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国家，就必然要挑战制度和“家法”，既而受到士大夫官僚的抨击。只是皇帝无所畏惧，因为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一切制度、原则都要臣服于皇权之下。只不过，皇帝也要承受打破规则所付出的代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