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司马迁》剧照

太史公披肝沥胆，阅史终生，身残而不顾，终成史家绝唱——《史记》。司马迁的事迹，令无数良史名家倾倒，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然心往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另一个史家，他的名字叫谈迁，虽然和司马迁一样名字里面都有一个“迁”字，但他声名不显，若非圈内之人，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干过什么。但他的事迹，足以让他彪炳史册。

一、有书癖的书痴

谈迁原名以训，明亡之后改名迁，自号“江左遗民”，是浙江海宁县人。谈迁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与张岱、万斯同、查继佐并称为“浙东四大史学家”，最大的成就就是写就了一部长达5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国榷》。

谈迁的前半生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一个“草根作家”，他既不是官宦子弟，也不是什么名门公子，他的父亲只是一个乡村小秀才，终身未仕，但好在他的父亲非常重视对谈迁的教育，打谈迁幼时就对他悉心教导。

但是即使这样，谈家的命运也没有在谈迁这一辈发生转折，而是继续衰败了下去。因为史册缺载，我们很难勾勒出谈迁年轻时的活动轨迹，只知道谈迁曾经参加过乡试，但他却不屑于场屋八股，因此并未中举。没有功名便做不了官，谈迁只能靠几亩薄地，和帮人代写书信等勉强度日。

虽然对场屋科举之事丝毫不感兴趣，但谈迁却是个实打实的书痴，还是一个有书癖的书痴。高宏图在谈迁《枣林杂俎》的序中描写谈迁是：“有书癖。其在记室，见载籍相饷，即色然喜。或书至猥诞，亦过目始释，故多所采摭。时于坐聆涂听，稍可涉笔者，无一轻置也。”谈迁喜欢读书，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坏书他都要读完才会放下。

黄宗羲在《谈孺木墓表》中这样形容谈迁：“初为诸生，不屑场屋之僻固狭陋, 而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 在明朝之典故 。”对八股制艺毫无兴趣的谈迁却对历史有着极大的热情。谈迁自称“少读国史，辄仰名阀”，在另外一处还说，“男儿堕地,止此血性为君父用,则有忠孝;为古人用,则有楮舌;为二氏用, 则有名理;为千秋百世用, 则有青简丹笔”，这说明史学在谈迁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但促使谈迁写下《国榷》这部史书的动因却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二、吾手尚在，宁遂已乎！

谈迁喜欢史书，尤好有明一代史事。但是当时有关明朝史书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黄宗羲在《谈孺木墓表》这样描述谈迁写作的动机：“以为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耳者已不可见……而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明朝不修国史，以实录为国史。所谓的实录，就是详细记载一朝之皇帝史事的官方记录。虽然命名为实录，但其实明朝的实录多有篡改，“实录不实”多为后人所诟病。例如明成组朱棣靖难成功之后，就曾经多次篡改明太祖朱元璋的实录，而实录中也对一些皇帝的事实多曲笔隐瞒，这让熟读明史的谈迁十分不满。

黄宗羲

明朝虽然不修国史，但是民间的史学却颇为兴盛，这也是明代史学的一个特点。但民间史学毕竟是私修，先抛开个人的史料收集能力不说，个人的爱憎情仇便是挡在史家通往良史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国榷·义例》中谈迁称：“天启辛酉，值内艰。读陈建《通纪》，陋之，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百卷。”谈迁在自己母亲去世守孝时披览《通纪》，觉得这本书水平太低，所以决定自己亲手写一部史书。

谈迁对于陈建《皇明资治通鉴通纪》的态度可以说代表了他对当时官修和私修史书的基本看法。谈迁多次表示，他对当时私修史书质量的担忧，“然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除此之外，当时的野史也十分流行，比如说万历年间有一本名为《致身录》的书，讲的是建文帝兵败后逃亡的故事，虽是编造的野史，却受到了极大的追捧。

就是在这样的担忧中，谈迁于天启元年开始了自己的修史之路。10多年后，明朝灭亡，谈迁成为了明朝遗民，对故国的强烈思念更加坚定了他修纂《国榷》的念头。

影视剧中的建文帝

但是谈迁家徒四壁，要想修一部史书异常艰难。谈迁修《国榷》以《明实录》为基础，又参考了当时众多史学大家诸如郑晓的《吾学编》、焦竑的《献征录》、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和方志三百多种。谈迁家贫，无力购书，“购书则夺于擅粥，贷书则轻于韦布”，只好“卑词仰恳”，向人借书。有时候还要背着行李行至百里外，市阅户录，谈迁自称“苦不堪言”。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谈迁披肝沥胆，花费了26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国榷》的初稿，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几乎让他陷入绝望。

在《国榷初稿》完成之后，一日谈迁家进小偷，小偷竟然丧心病狂地将《国榷》初稿偷走。谈迁此时已年过半百，半生心血毁于一旦，这让他几近绝望。关于小偷偷走初稿，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初稿被偷之后究竟流于何方，至今仍是一个谜，总之被偷走的书稿就如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

谈迁谈起这件被盗事件时说：“村盗方炽,入我室不掠,八月初掠焉。噫,始而谅,继而婪矣，其谅我以原宪黔娄也,其婪我以分荣割肥也。”他的儿子也说：“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借。闻君之有是书也, 思欲窃之以为己有。”谈迁的儿子明确指出，这次偷盗事件是当时的人觊觎名声所以才会偷走《国榷》，谈迁虽然没有挑明，但话里也有所暗示。但是这次偷盗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因为小偷并未抓获，所以始终是一个千古之谜。

谈迁在得知初稿被盗后，捶胸顿足，凄然流涕：“噫，吾力殚矣。”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家来说，毕生心血被偷，精神打击无疑是巨大的。谈迁曾对朋友说：“余发种种, 尚靦然视息人间, 为书稿未传其人也,今且奈何哉?”巨大的打击让谈迁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著名的钱谦益也在纂修明史，可惜一场大火将他的手稿烧的干干净净，钱谦益以为这是天意，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不再修明史。

影视剧中的钱谦益

好在谈迁有着超人般的毅力，在《国榷》初稿下落不明之后，决定以残生续修《国榷》。被偷了，没关系，人生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是一位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坚守与敬畏，为了将真正的历史昭示后人，他不顾高龄与贫穷，决定将《国榷》续写下去。谈迁坚定地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我的手还能写，怎么可以停下来呢！

当他下此决心的时候，他的精神其实已经与司马迁站在同一高度，1000多年前，司马迁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是一死以求痛快，还是拖着残躯将《史记》续写下去？司马迁选择了后者，1000多年后，谈迁追随司马迁的脚步，共同为中国的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1647年起，谈迁就开始了第二次修纂《国榷》的历程，好在有了第一次纂修的经验，这次纂修少了许多艰辛。第二次修纂《国榷》，谈迁依然以《明实录》为基础，并且加以收集当时其他更多的关于明史的著作，互为参考。重修《国榷》花费了5年，到顺治十年（1653年），《国榷》再稿杀青， 这一年也刚好是谈迁的花甲之年。

但是谈迁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搜集史料，完善《国榷》，为此不惜亲赴北京。在北京，谈迁走访各处遗迹，拜访旧臣，采摭旧闻，颇有所获。同行的朱之锡这样描述谈迁在北京的辛苦：“每登涉蹑履，访遗迹，重研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傭，乐此不疲，旁睨者哂之，不顾也。及坐躬村，日对一编，掌大薄蹄，手尝不辍。或覆故纸背，涂鸦萦蚓，至不可辨……其勤至矣，累月以往。”谈迁在北京收集史料可谓是心外无物，勤快至极。就算脚底起茧，旁人哂笑，谈迁都全然不顾，日日采摭旧闻，终年累月。正是在谈迁玩命似的努力之下，才使得重修的《国榷》日趋完善。

顺治十四年，64岁的谈迁终于还是抵挡不住人世轮回，溘然长逝。所幸此时《国榷》已经纂修完毕，谈迁心中再无什么遗憾。从天启元年到顺治十四年，谈迁修《国榷》花费了30多年的时间，为我们留下了这部500万字的皇皇巨著。

三、史家标杆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继刘知几“史学、学才、史识”的基础上加上了“史德”的要求，认为史德是治史之人首先要具备的素质。纵观谈迁的一生，既无愧于史德二字，更担得起良史之称。

文史通义

谈迁青年时仰慕史学，多阅史书，既感官修多曲笔隐晦，又感私史多陋闻，为了让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历朝事迹传诸后人，遂发奋著史。在修纂《国榷》时，谈迁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他虽然以《明实录》为修纂基础，但有所取舍，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多杀大臣，《太祖实录》里面只记载某某年某某死，完全不记死因以及怎么死的。但是谈迁却采摭信史，据实以录。

除此之外，《国榷》因为谈迁本人的细致与努力，纠正了不少《明实录》中的错误。而且谈迁采取的“详今略古”的原则，使得《国榷》这本书关于天启、崇祯、弘光三朝的事实十分详细，这就可以补《明实录》之不足。而《国榷》之于《明实录》最大的方便处在于，《国榷》较《明实录》更为简略，可供人们检索翻阅。

但是尴尬的是，明清两代因为时代较近，留下了大量的一手史料供学者使用，《明实录》尽管有许多错误，但依然称得上一手史料，《国榷》这种经过谈迁个人删削的史书，虽称良史，但只能起一种辅佐参考之用，所以《国榷》的声名一直不显。

但是我们抛开这些，单论谈迁个人的品质，他依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可与学习，以半百之年，忍受毕生心血毁于一旦的精神打击而从头开始，这份毅力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

我们可以想象，孤灯陋瓦之下，一位鬓须花白的老者伏于案前，艰难地校对抄录史料，他并非为了沽名钓誉，也并非为了锦绣前程，而是为了历史的本原面目。

文史君说

苏轼曾言：“古今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谈迁能够彪炳史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纪念，不仅仅在于他超乎常人的毅力，还在于他对历史的那颗处子之心，不汲汲于富贵，只为后人留一册良史。谈迁的《国榷》虽然对于史料浩繁的明代而言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存在，但其对历史的敬畏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传承与光大。

参考文献

谈迁：《国榷》，张宗详点校，中华书局，1958年。

赵连稳：《谈迁编纂思想刍议》，《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赵连稳：《谈迁在北京的学术活动》，《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钱茂伟：《谈迁及其新探》，《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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