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1071)六月，欧阳修“未及引年”，为“全晚节”“惟有早退”，（《清波杂志》，卷九）于是归隐颍州。次年，闰七月二十三日，一代文坛盟主、北宋“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溘然长逝。

今人普遍将欧阳修之死归咎于治平四年（1067）诬谤事件的打击，但是，进一步将“濮议之争”视为诬谤的诱因，值得存疑和推敲。嘉祐、治平年间，仁宗“倦勤”，英宗不寿，宰辅韩琦、曾公亮、欧阳修专权，从而引发与前宰相富弼、文彦博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后者借与其游从甚密的言官之口，“欲击去之”。与此同时，甫一即位的宋神宗则借机罢去韩琦、欧阳修，重振皇权。

欧阳修像

一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将“欧阳修诬谤”单列为一个章节，其中，有关最终压垮欧阳修的“帷薄不修”（或曰“长媳案”）的缘由，延续了南宋史学家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标明卷数）中最早将“欧阳修诬谤”溯及“濮王追崇事”，即“濮议之争”的说法：

“朝论以濮王追崇事疾（欧阳）修者众，欲击去之，其道无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从弟也，坐举官被劾，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齿。修长子发，娶盐铁副使吴充女，良孺因谤修帷薄，事连吴氏。集贤校理刘瑾与修亦仇家，亟腾其谤，（彭）思永闻之，间以语其僚属（蒋）之奇。之奇始缘濮议合修意，修特荐为御史，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遂独上殿劾修，乞肆诸市朝。”

“欧阳修诬谤”始作俑者，是薛良孺（欧阳修凡三娶，初娶胥偃女，再娶杨大雅女，终娶薛奎女，而薛良孺即薛奎从子），授意僚属以此劾罢欧阳修的，却是彭思永。但同书卷二百七，李焘对彭思永在“濮议”中的表现却颇有微词。

一言以蔽之，在针对欧阳修的“濮议之争”中，彭思永“媕阿不一言”，是缺席的，这便与上引作为“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的彭思永义终龃龉，因而我们不能不对彭思永弹劾欧阳修的动机和意图存疑。

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录《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引《宋史·彭思永传》：“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书持之甚力，卒不果。”予以辩驳，今人也同样认为“彭思永倒是一位较为廉恕且有雅量之人，他之所以授意蒋之奇弹劾欧阳修，可能出自御史中丞的职责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欧阳修两次被诬始末思考》，中州学刊，1999年9月号）

但所谓“孤证不立”，四库馆臣所依据的《宋史·彭思永传》，其唯一的史源很可能是其女婿程颢撰写的《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而四库馆臣所谓彭思永之“上疏”，则出自程颢弟程颐代作的《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疏》。

行状撰于欧阳修病逝的同一年，程颢“为尊者讳”，甚至不惜虚构彭思永在“濮议”中的积极表现，既可为当时士大夫之间的公议——“（濮议中）思永不应默”“思永虽言之，必不力”“思永媕阿……议者丑之”——做辩白，又可为彭思永与欧阳修之致仕乃至离世之间的联想解套，从而将彭思永攻击欧阳修的初衷暗示或锁定于作为礼义之争的“濮议”，即当时所谓“公议”，而非以“阴私丑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现存有关“濮议之争”的诸多文献中，都找不出彭思永作为台官领袖参与其中的只言片语。与此相反，如果说唯一保存下来的《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疏》，也代表着彭思永本人立场的话，那么，“程颐（即彭思永）与欧阳修属于同一阵营。”（《北宋中期士大夫集团的分化：以濮议为中心》，张钰翰，《宋史研究论丛》，第14辑）

既然彭思永因“濮议之争”而“欲击去之”的说法不确，那么，彭思永自知“以阴讼治大臣诚难”，却仍然一意孤行的初衷又是什么呢？其实，彭思永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时，曾直言不讳，“大臣朋党专恣。”这或许才是他授意僚属攻击欧阳修的真实动机。

二

彭思永，字季长，江西庐陵人，天圣五年进士，他既和欧阳修、刘沆同乡，又和韩琦、文彦博同年，此外，还是晏殊侄婿，而富弼则为晏殊婿，按宋人说法，彭思永和富弼是“友婿”或“僚婿”关系，由此，他们在政争中步调一致，这在朋党政治盛行的北宋政坛上，绝非意外。

反观嘉祐、治平间，富弼和韩琦、欧阳修之间却渐行渐远，甚至决裂，对此，刘子健先生在《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中早有论及，“富弼与韩琦决裂，同时，对欧阳修也抱反感。”

“庆历初，杜祁公（即杜衍）、韩（琦）、富（弼）、范（仲淹）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欧阳修谥文忠）为谏官，协佐之。”（《石林避暑录话》，卷三）于是，“庆历新政”于焉登场，期间，欧阳修与富弼、韩琦、范仲淹和衷共济，锐意革新，被交指为“党人”，相继遭罢逐。之后，随着范仲淹于皇祐四年在徐州黯然离世，昔日攻守同盟，终将沦为权力场上角逐的对手。

至和二年（1055），文彦博、富弼、刘沆同为宰相，次年，刘沆先遭台官劾罢，嘉祐三年（1058）六月丙午，御史再劾罢文彦博，同一天，富弼拜昭文相，即首相，韩琦拜集贤相，即次相。期间，富弼、韩琦短暂并相，但嘉祐六年三月己亥，富弼丁母忧而罢相，闰八月庚子，韩琦继富弼为首相，曾公亮接替韩琦为次相，同一天，欧阳修除参知政事，即副相，直至治平四年（1067）三月，彭思永、蒋之奇劾罢欧阳修，九月，韩琦遭王陶劾罢，欧、韩彻底远离朝廷。

但嘉祐初，仁宗“倦勤”（一般认为中风，严重时，仅能以点头或摇头表示可否），之后，英宗继位，同样“恭默无语”，从而为宰辅专权创造了条件。而嘉祐六年（1061）八月至治平四年（1067）九月，一直是韩琦、曾公亮并相，此前惯例，宰相多为三员，分别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之职，但这期间，韩琦身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一身二任，而欧阳修作为副相，与韩琦共执国柄，“公（指韩琦）晚与永叔（欧阳修，字永叔）相知，而相亲最深。”（《宋人轶事汇编》，第二册）

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中称，“（曾公亮与韩琦）勠力一心，更唱迭和。”黄震也在《黄氏日抄》（卷50）中直言，“（曾、韩）公共政务。”《宋史》也将曾公亮传与韩琦传置于同一卷，且将曾附于韩后。据《宋史·曾公亮传》，“（熙宁间）凡更张庶事，（曾公亮）一切听顺（王安石）。”可以想见，嘉祐、治平年间，大抵也是这样，由此，韩琦、欧阳修二人把持中书，当是某种常态，对此，韩维在《富文忠公（弼）墓志铭》中如此描述，“时仁宗倦勤，庶政皆仰成宰相。”曾肇在《曾太师公亮行状》中也有类似概括，“当是时，天下无事，仁宗委政大臣，垂拱仰成。”相较于韩维、曾肇的温文与含蓄，司马光、吕诲等人在英宗朝治平年间的上疏，则更加犀利和直白，“大臣坐得专权之利者也。”“大臣专权甚于先朝。”“今（韩）琦……日益专恣，广布朋党……惟求附己之人。”（卷二百六）

这都和上引彭思永所谓“大臣朋党专恣”的情形遥相呼应，其中的“大臣”，当指韩琦、欧阳修无疑，与此同时，富弼与韩、欧之间的矛盾与权力争斗也开始暗流涌动，而越积越深。

苏辙在《龙川别志》中记载了富弼与韩琦之间最初交恶的情形，嘉祐间，富、韩并相，但富弼母亲年迈，他想为起复预留后路，便故意向韩琦提及“宰相有起复视事者”，韩琦显然洞悉富弼的言外之意，以一句“此非朝廷盛事”，打消了富弼的念头，苏辙认为，“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所谓“起复”，据《朝野类要》：“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擢用者，名曰起复。”即不必守孝（期满），便可回朝任职。由此可见，富、韩二人最初交恶实出于权力之争，而韩琦阻击富弼复出为相的记载，所在多有，比如，富弼服丧期间，有人建议韩琦应辞首相，留待富弼终丧之后，完璧归赵，遭韩琦果断拒绝。（卷一百九十五）

嘉祐、治平间，三苏与韩琦、富弼、欧阳修之间均有交集，而且，熙宁四年九月，二苏赴颍州拜谒欧阳修，相从两旬有余，别后未一年，欧阳修撒手人寰，后来，苏辙为欧阳修撰写神道碑，苏轼为富弼撰写神道碑，因此，苏辙有关富、韩交恶的记载，必有所据，可信度极高。之后，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则大致延续了苏辙的记述，也认为“自是（富弼、韩琦）二人稍有间云”。

三

富弼复出为枢相，但是，“属于使相，已无实权。”（《北宋名相富弼仕履官衔系年考释》，龚贤明）而且终仁宗、英宗两朝，再未能入中书为宰相，在此期间，韩琦以昭文相大学士、监修国史而一身二任（不仅如此，韩琦还一度欲以欧阳修为枢密使，彻底堵塞富弼复出之路），其中，刻意排挤富弼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北宋文武殊途，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合称“二府”。宝元年间，由于西夏崛起，文武分途暂时走向协商。但是，富弼为枢密使后，韩琦却将二府协商机制弃如敝履，将富弼排斥在核心决策之外，“弼自是怨琦益深。”（卷二百一）再次证实朝野对于韩琦专权、“跋扈”的质疑，接下来的“濮议之争”则将富、韩之间的权力之争进一步扩大为中书与两制、台谏之间的分裂与冲突。

仁宗无子，英宗以旁支入继大统，他既要遵循礼制，推尊养父仁宗及皇太后曹氏，确立皇位继承的合法性，即“尊尊”；但出于人情，他又想尊崇生父濮安懿王，即“亲亲”，而推尊生父濮安懿王的背后，还暗含了英宗渴望宣扬“天命在我”，借以塑造自身的皇权合法性和权威的需要。

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中书派顺应英宗意志，认为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即“亲亲”，但很快激起以司马光、吕诲为首的两制、台谏派的强烈反弹，他们认为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而以仁宗为“皇考”，即“尊尊”，双方各执一词，争讼不已，这便是“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看似是一场封建礼义之争，但其实质则是“（两制）台谏官要求遏制、削弱宰辅权力的结果”。“濮议之争”愈演愈烈，发展到后期，两制、台谏们将攻击的矛头重点指向欧阳修，吕诲、范纯仁等人更是公然指斥，“（欧阳修）希意邀宠，倡为邪说。”“欧阳修首起邪说……韩琦等依违附会。”

“濮议之争”中，富弼与两制、台谏派步调一致，对此，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卷三）有更具体的描述，“富公曰：‘欧阳公读书知礼法，所以为此举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耳。’……富公求去益坚，遂出判河阳，自此与魏公、欧阳公绝。”

毋庸置疑，富弼与两制、台谏们是将韩琦、欧阳修等中书派视为一体的，只是欧阳修个性过于突出，成为众矢之的，“台谏官至政事堂（宰辅办公处）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卷二百九）

四

邵伯温将治平间富弼“求去”，归因于“濮议之争”，有为富弼讳饰而避实就虚之意，而以文彦博、富弼、刘沆为首的前任宰辅集团与以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继任宰辅集团之间对于所谓“定策之功”的争议与争夺，才是其中关键，而有关“定策之功”的争夺，更早在“濮议之争”前。

英宗即位之初，便为宰辅们集体迁官，可视为英宗对拥立自己登基的宰辅们的集体酬傭。但三日后，“弼以不预定策恳辞”，且非同寻常地一日之内三次上奏，可谓一波三折，其背后的政治意涵以及三次奏疏之间的层次和转圜显而易见：

迁官制词明确肯定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的“定策之功”，却将富弼明褒暗贬，排除在外，对此，富弼颇有微词，于是，他借由将英宗自身的皇权合法性奠基于仁宗的“顾复之恩”及皇太后的“拥佑之力”，从而对韩琦、欧阳修等自诩的“定策之功”这一事实本身的存在与否都给予了一种釜底抽薪式地彻底颠覆。

但英宗对于其皇权的合法性极度敏感，因而宰辅或近臣中但凡有异议的，都难以宽容，甚至被追究，最典型的就是有“计相”之称的三司使蔡襄，因传闻其“有异议”而遭罢职。因此，在揣度了英宗的上述态度之后，富弼最终退而求其次，选择离开朝廷，委曲求全。

富弼在奏疏中未能一吐为快的弦外之音，随即被司马光、吕诲一再借题发挥，“且如建储定策，始议之，终立之，皆自琦等，则是大宝之位，系人臣之力，于义可乎？其如先帝之命何！其如皇太后之恩何！”（卷二百二）而司马光、吕诲借推尊仁宗及皇太后，从而贬黜乃至否定韩、欧“定策之功”的逻辑和意图，与富弼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而在弹劾宦官任守忠时，富弼更明确站在司马光、吕诲阵营，与韩琦等针锋相对，否定韩、欧等人邀权固宠的所谓“定策之功”。

李焘转引《文潞公私记》：“弼奋而前曰：‘……此辈乃自云某人有功，某人有劳，臣不知此何等语，且将置先帝与太后于何地耶！’上韪弼之言，于是琦悚然失色，却立数步。”（卷二百二）

文潞公即富弼奏疏中，“（与己）在中书日尝议建储”者之一的文彦博，二人和“诬谤事件”中“与修亦仇家，亟腾其谤”，从而与彭思永合谋的刘瑾之父刘沆所组成的宰辅集团，正是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的前任，也是最早建议仁宗立储者，但最终获益者，却是韩琦、曾公亮、欧阳修，显然，这才是文彦博在《私记》中“毁（韩）琦特甚”的根本原因。而御前会议上，富、韩的这场争议，或许才是富弼最终远离朝廷的根本原因，而非邵伯温所说的“濮议之争”。

五

抛却具体话术，无论是“定策之争”，还是“濮议之争”，富弼与司马光、吕诲等人的政治立场和叙事逻辑，都是一脉相承的，并与韩、欧势不两立，这究竟是“不谋而合”，还是“谋定而后动”？

首先，仁宗不豫时，文彦博、富弼、刘沆三人共相，与参知政事王尧臣最早“定议乞立皇子”。其中，刘沆、王尧臣早逝，而富弼、文彦博则游从甚密（文氏和晏殊颇有渊源），神宗朝初年，富弼再入相，旋罢，但神宗问“谁可代者”，富弼答以文彦博，之后，富弼与文彦博以“共乞立英宗为皇嗣”的“定策之功”，坦然接受迁官，这和前文恳辞的态度迥异，也间接证实了当初恳辞背后的政治意涵。（《邵氏闻见录》，卷三）

其次，司马光和吕诲同年，且在“定策之争”及“濮议之争”中始终共进退，后来，司马光为吕诲撰写墓志铭及文集作序，宋史学者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以及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认为，同年关系及为他人撰写碑铭都可被视为宋人结为朋党及政治关系网络的重要路径。

再次，熙宁五年，欧阳修病逝之际，“洛阳耆英会”粉墨登场，富弼、文彦博、司马光是其主要发起人（吕诲已病逝），可见司马光与富弼、文彦博之间关系匪浅，而“耆英会”堪称北宋中后期最为显赫的洛阳文人集团的一面旗帜，程颢父珦及邵伯温父雍都先后从属于这一集团，但尚在世的韩琦未能荣膺其中，而且，富、韩始终未释憾，据《铁围山丛谈》，“熙宁中，魏公（韩琦）薨于乡郡，而郑公（富弼）不吊祭。”

最后，“濮议之争”中，与司马光、吕诲一起攻击欧阳修最力的范纯仁，和司马光兄旦为儿女亲家，富弼是其父范仲淹门人，范仲淹对欧阳修有知遇之恩，而范仲淹自认为晏殊门人，晏殊则是欧阳修座主，但庆历、至和间，欧阳修与晏殊、范纯仁先后龃龉不断。

庆历四年，晏殊因欧阳修被劾罢，晏、欧交恶，后来，范纯仁邀欧阳修、富弼分别为其父撰写碑、铭，却引发笔墨官司，范、富立场一致，韩、欧则同声相应，而富弼与欧、韩之间的立场差异，关乎的却是彼此对“庆历新政”及其政治遗产的诠释，韩、富、欧相继入主二府，就获益于此，或许这才是三人分道扬镳的最初原因，而这早于苏辙认定的时间。

综上，人们喜欢把欧阳修与韩琦、富弼等北宋名臣，视为“庆历新政”中志同道合的改革先锋，而这种关系的延续也被视为某种常态，但嘉祐、治平间，改革失败之后，富弼与韩琦、欧阳修之间的权力争夺才是这一时期的主轴，而富、韩琦之间的分歧与争斗由来已久，与此同时，欧阳修却与韩琦结成政治同盟，并因为个性突出，而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方面，仁宗朝以来，台谏与宰执之间势不两立，甚至台谏可以左右宰执任免的政治氛围和政治文化，为富弼及其盟友劾罢欧阳修、韩琦创造了可能性，但英宗早逝使其无机可乘，而英宗长子神宗即位之后，不满于宰辅专权，借见缝插针，借富弼一党击去欧阳修、韩琦，重振皇权，欧阳修所谓“帷薄不修案”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产生的。

韩、欧遭劾罢之后，富弼复出，继韩琦之后，再为首相，而朋附文彦博的吴奎则接替欧阳修为参知政事，另外，神宗对于参与制造了“诬谤事件”的蒋之奇则态度暧昧，这一切都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卷二百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