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古代，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身世背景的人来说，参加科举考试是他们乃至于整个家族由卑微走向富贵的必经之路。

清朝在入关之后，为了笼络中原的读书人，巩固统治基础，也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从顺治三年正式开科，到光绪三十一年背废除，清朝实行了259年科举考试制度。期间，无数中原读书人走上了这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一部分“过五关斩六将”后脱颖而出，考中进士、举人后步入仕途，走上人生巅峰。

那么，八旗子弟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呢？

其实，在清朝入关之初，八旗子弟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顺治八年，在吏部的奏请下，顺治皇帝批准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此后，八旗子弟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这条道路进入官场。

最初，考虑到八旗子弟对汉文的掌握还不成熟，无法和中原读书人同场竞技，因此顺治皇帝采取了分榜录取制度，即满洲、蒙古为一榜，为满榜；汉军、汉人为一榜，为汉榜。满榜只需要考试满文或蒙古文一篇，难度远低于汉榜。八旗汉军也仅仅考书艺二篇、经艺一篇；入关通经义者，则增加考书艺（书法）一篇。

显而易见，这是对八旗子弟，尤其是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的特殊优待政策。由此，顺治九年和顺治十二年，还产生了两位满榜状元：麻勒吉（满族正黄旗人）和图尔宸（满族正白旗人）。

然而，到了康熙时期，八旗子弟的“好日子”结束了。康熙皇帝废除了分榜录取制度，规定所有的八旗子弟和中原读书人一同参加科举考试。这样一来，中原读书人的优势变得十分明显。

而且，对于八旗子弟而言，他们不但要像中原读书人一样熟读四书五经，苦练八股文章和书法，还需要练习骑射。因为，清朝向来认为骑射为立国之本，不愿意让八旗子弟荒废骑射。所以，康熙皇帝特别做出一项规定，为参加乡试的八旗子弟额外准备了骑射科目。所有考中举人的八旗子弟，必须通过骑射。如果这名八旗子弟的骑射成绩太差劲，那么本人和监射官都要被治罪。

从此以后，八旗子弟需要先学习骑射，再熟读四书五经。这就意味着，科举考试制度对八旗子弟开启了“地狱模式”。

这也太难了吧？

不仅如此，清朝也没有在录取名额上对八旗子弟进行倾斜。

康熙八年，康熙皇帝规定全国举人名额，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各取10名，总数为30名。当时，全国按照举人名额的多少，分为大、中、小省三等。八旗子弟的名额与贵州省一样多，属于第三等小省，约为江南省（83名）的三分之一。

康熙年间，全国八旗成年男丁约为70万人。如果有三分之一的成年男丁参加乡试，总数为23万人。23万人中有30名举人名额，录取率为0.00013，基本上就是万中取一，录取率远远低于今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各省的录取率。

由于在科举考试中未能享受优惠政策，八旗子弟鲜有考上进士者。数据显示，清朝一共举行了102 科科举考试，共产生进士23684名，其中八旗进士只有1408 名，占进士人数的5. 94%。我们查看清朝进士名录，翻来翻去都是汉人名字，这就是原因所在。

清朝为什么不愿意在科举制度上出台一些政策，对八旗子弟进行优待呢？

一方面，是因为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就是中原王朝选拔官吏的传统方式。清朝入关后，需要笼络和团结中原读书人，便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并保证中原读书人在这项制度上的权益，以此获得他们的支持。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清朝向来认为骑射为立国之本，并不希望一大批八旗子弟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荒废了骑射本领。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舍本求末”之举。

当然，八旗子弟没在科举考试制度上“占便宜”，并不意味着堵塞了向上的道路。事实上，八旗子弟有很多做官的途径，比如说，他们能够通过世职承袭的方式做官，可以通过八旗官学的方式做官。我们很熟悉的清朝中期名臣和珅，虽然参加科举名落孙山，但依然依靠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身份，进宫当了三等侍卫，从而开启了飞黄腾达的官场生涯。

遗憾的是，尽管八旗子弟得到各种优待，却不思进取，游手好闲，过起了享乐生活，一代不如一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清朝的衰败。以至于到了清朝末年，八旗子弟没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导致皇室无人可用，只能任用曾国藩、左宗棠等汉人担任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