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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一皇帝为母亲找弟弟,连续3位都是冒牌的,他们的结局如何?
2022-04-14 17:53:10 来源: 腾讯网

唐文宗时期 ,宦官与朝官的矛盾斗争是当时政治上的突出现象 ,历来研究都聚焦于宋申锡事件、甘露之变等热点问题 ,但对当时的国舅案却着墨不多,史料比较零碎也是相关论著多有遗漏的原因之一。

萧本 、萧宏冒认国舅始末

公元826年,唐文宗李昂即位,李昂刚即位,心里就惦记着一件大事——找舅舅

于是国舅案的真与假便拉开了序幕,最初是由萧洪引发的,他声称是萧太后的弟弟,结果萧洪被审查站以“一切都是假的”为由开除,被训斥了一顿,郭叔的位置又空了,郭叔的案子也就告一段落了。

后来邱士良又推出一个叫做萧本的人,称他是萧太后的弟弟,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个叫做萧宏的人,也称自己是萧太后的弟弟。

可到了最后,没想到这三人都是冒牌的。

其中萧洪被称为国舅八年,萧本只有四年,萧宏一时都没有得到,差距悬殊,入朝三年后,他“突然”插手了关于国叔真伪的争论,自有可取之处。

国舅案发生的原因

就郭叔的案子而言,因为萧洪使用了欺诈手段,这件事终将难以掩饰,萧洪和邱士良是郭叔案的两大主角,他们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发生和发展。

大河二年(828年)萧洪入朝后,于大河九年(835年)十月从河阳迁至昆坊镇,这是非常出乎意料的,从史料来看,他与邱士良的交往也算是空白,李侃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这些人的嘴不过多是猜测,没有证据可言,还没有对萧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郭叔的案子,就发生在这次拒债事件之后,双方当事人牵扯到的都是同一个人。

邱士良和萧洪关系不和,这完全有可能,而且当时已经有舆论质疑萧洪的身份,史料至少提供了两个理由萧洪案:邱士良与萧洪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主要原因,政府和反对派的舆论质疑是诱因。

萧本 、萧洪案发的原因

国舅案涉及背景复杂,其发生亦绝非二三人,其置于整个文宗朝的格局下加以考察,无疑会对这个案件有更深刻的认识 。

文宗即位后,积极谋划诛除宦官,他先后提拔朝官中的边缘势力(宋申锡 、郑注 、李训等人),尤其是后者,在皇帝的支持下逐渐形成“一个以文宗为靠山 、以李训郑注为中心的新的利益集团”,一场新的反宦官行动正悄然展开。

文宗崇重萧洪自然是为加强皇权服务,但从史实来看,萧洪长期游离于朝政之外 ,并没有直接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尤其是反宦官斗争的事例,他与大和五年(831)的宋申锡事件也毫无关联。

对于萧洪在政治上之消极最合理的解释是文宗的外戚政策需要,这一点将在后边论述。

如果萧洪如此发展下去,他将安然度过平淡的一生,萧洪在后来陷入国舅案,充分证明了当时宦官势力和反宦官势力斗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以致一个庸碌无为的朝臣欲置身事外而不可得 。

总而言之,国舅案的发生更多的是由时代因素造成的,有一定必然性,萧洪、萧本、萧宏三人皆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国舅身份具有不稳定性,其地位多次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虽然朝官,宦官的矛盾斗争是国舅案发生的催化剂,但它本质上仍属于皇家内部事务,与单纯政治斗争的表现方式、处理方式有很大不同 。

国舅案是在甘露之变后第九周才发生,萧洪暂免于祸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了他尚在的外戚身份,这个身份令他与皇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仇士良不得不有某种顾虑,加上刘从谏上章事件的影响,仇氏一度转移关注点。

直到开成元年(836)八月闽人萧本出现,仇士良才对萧洪采取行动,若非遭遇身份危机,国舅案的发生很可能再次推迟。

可是萧本的突然出现,让唐文宗有点怀疑,于是,开始对萧本、萧弘进行三司会审,没想到最后发现都不是萧太后的真弟弟,唐文宗知道后十分难过,他下令将萧本、萧弘流放荒蛮之地。

就这样,前后三个国舅全因假冒被流放处死,真国舅始终下落不明。

国舅案的影响

国舅案是文宗朝政局的缩影,它前承甘露之变,后接泽潞之役,对朝廷内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

国舅问题本是皇家内事,但宦官和藩镇都介入其间,可见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已是无所不在,这种斗争深刻影响着朝政格局。

李训掌权之时,萧洪与其相互利用,虽在朝野中存在着怀疑舆论,尚无人敢冒险揭发。

甘露之变后李训败死,萧洪失去托庇条件,仇士良趁机揭发国舅案,实现了排斥异己的政治目标,还在外戚群体中植入了亲信,加强了对皇室的控制,巩固了宦官集团的权势。

即便是远在长安之外的刘从谏,也能通过国舅案这个事件来干预朝政,声援朝官集团。

刘从谏自镇泽潞以来,一直游离于中央控制之外,大和六年(832)入朝,目睹时政而“心轻朝廷”。

李训执政时 ,二人合作欲重组政治集团,但甘露之变使这一计划变为泡影,刘从谏事后奏劾仇士良,彻底得罪宦官集团。

在宦官集团操弄下,昭义镇与朝廷关系显著恶化,刘氏又上章干预国舅问题,无疑是给这种关系火上加油,故史书言其“与朝廷猜贰”,这种紧张状态一直持续至会昌年间。

众所周知,文宗是以皇弟而非皇子的身份入继大统,出身不“正”是他在政治上的最大软肋,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彰显“天子之孝”来增强统治合法性不失为一个可行手段,实际上文宗也在频繁实践这种思想。

但是国舅案发后,萧洪被贬死,文宗失去了塑造皇位正当性的政治资源,直接打击了皇帝权威,而且国舅之位易人,意味着皇帝失去了对外戚事务的部分控制权,皇室被迫放弃寻亲。

国舅案是文宗朝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它给后人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宗朝政的窗口,然而长期以来它笼罩在甘露之变的巨大影响下所忽视,只有真正重视国舅案,才能对当时朝政形成更完整的认识,这也是国舅案的最大价值 。

结语:

唐文宗寻找国舅无果,想要通过崇树外戚加强皇权的努力失败,由于假国舅接连出现,反而加剧了朝局混乱,唐文宗势力孤弱,权力被宦官和藩镇日益挤压。

国舅案本属于皇室内部事务,但被朝官、宦官和藩镇三方利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国舅案的异化对文宗朝政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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