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1864～1927）是湖南湘潭人，进士出身，学问颇深，却顽固保守，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还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他都一概反对，极力诋毁。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声势浩大。鉴于叶某既是大学者，又是长沙总商会会长，湖南农会请他为农会写副对联。哪知他大笔一挥，写出了自鸣得意的、平生最后一副对联：

“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

会场广扩，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

此联以“农会”打头，却以“杂种”、“畜生”结尾，骂得如此刻毒，他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4月11日，叶德辉被湖南农会枪毙，时年64岁。

其实，此前叶德辉已多次差一点遭遇杀身之祸了。

清末，叶某的湖南老乡、维新党人唐才常举行自立军起义，不久兵败遇难。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独立，唐才常的儿子唐蟒出任都督府军政部部长。叶某曾极力诋毁唐才常，唐蟒又听说父亲遇害与叶某有关，就将他逮捕并准备处死。关键时刻，同盟会员章太炎闻讯，急忙发电报给唐蟒，替叶担保，并称叶为“读书种子”。章氏不但是国学大师，更是著名的革命党人，他的话当然有点份量，叶德辉这才逃过一劫。

没过多久，湖北人汤芗铭因为协助袁世凯镇压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有功，被任命为湖南都督。汤芗铭是举人出身，他也想附庸风雅，到任后一是延请名流宿儒担任顾问，二是筹办官书局，弘扬地方文化。鉴于叶某的名声，两处都有他的名字，哪知叶德辉根本不予理睬。你不理睬也就罢了，人家毕竟是地方长官，你找个托辞搪塞一下，也未尝不可，可是叶某却讥讽汤氏：哼！就凭他这么一个乳臭小儿，也想模仿曾国藩、左宗棠，创建什么“中兴大业”么？简直笑话！汤氏生于1885年，当时还不满三十岁，而叶某已是五十出头了。汤芗铭听了这些话，自然很不高兴。

汤芗铭（1885—1975）

后来，汤芗铭要求兼任湖南民政长，袁世凯已有答允的意向了，叶德辉却急忙写信给同乡杨度，说是汤某惩办革命党人“太操切，不胜民政长之任”（喻血轮《绮情楼杂记》），希望另觅贤明之人，以解救家乡的危难。确确实实，汤芗铭在湖南的统治相当残暴，两年间杀人以万计，人称“汤屠户”。其时，袁世凯刚刚解散国会，杨度被任命为参政会参政，成为袁氏的亲信。杨度把叶德辉的这个意思向袁一说，袁就另外派人去担任湖南的民政长。汤芗铭没能当成民政长已很失望，偏偏叶氏致杨度的信又被登在报上，叶德辉的骂人文章“利如锋刃”，估计在那封信中也将汤某骂了个狗血淋头。汤芗铭看了，气得七窍生烟，对叶德辉恨之入骨，准备以“造谣生事”罪逮捕他。叶德辉闻讯，急急化装出逃，汤芗铭便悬赏三千元大洋捉拿。终于，叶德辉在逃到汉口时，还是被巡逻的兵卒捉住了，又被押解回长沙。汤芗铭立即发电报给袁世凯，请求将叶德辉就地正法。

其时为民国三年，即1914年。正是这一年，另一个湖南的著名学者王闿运（1833～1916）也被袁世凯聘请到北京，担任国史馆馆长。无巧不巧，汤芗铭的电报抵达北京时，王闿运正在陪袁世凯共进午餐，袁世凯就问王闿运，这件事该如何处置。王闿运冷冷地回答：“杀个把名士，不算什么。”袁世凯知道王某心中极不赞成，就急忙拍电报回复汤芗铭：刀下留人，万万不可妄开杀戒！

王闿（kǎi）运（1833—1916）

那个时候，汤芗铭与杨度一样，正在为袁氏的一步步称帝而积极奔走。因此，袁氏的命令，汤某焉敢不遵！

于是，叶德辉终被释放，又逃过了一劫。王闿运早年曾是咸丰朝权臣肃顺的智囊；据说湘军攻克金陵后又曾劝曾国藩自立为帝。他先后在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执教，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戊戌年遇难的六君子之一杨锐，大画家齐白石，正为袁世凯鞍前马后、奔走效劳的杨度等，都是他的弟子。其时王闿运已82岁，真可谓年高德劭了，袁大总统焉能不卖面子！因此，他那看似轻飘飘的一句话，却让叶德辉多活了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