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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元年（1644年）夏天。

住在日本西海岸越前藩三国浦新保村的商人，竹内藤右卫门带着他的儿子竹内藤藏，和另一位商人国田兵右卫门一起，驾着三条商船，满载货物，从家乡的码头扬帆出发。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虾夷地（即北海道）南端的松前藩。

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改变了他们的航向。

一场奇幻的旅程就此拉开了序幕。

十七世纪的日本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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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海上漂流了十多天，漂到了一片陌生的陆地上。

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漂到了什么地方。

只知道此地“海岸上满是崇山峻岭，看不到人迹”。

突然，有六十多只单人划桨的小船从四面八方朝他们驶来。

这些人与他们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于是又纷纷划走了，只有三条小船划了过来。

小船上的人和他们经过一通费劲的手势交流，总算大致明白了各自的意思。

小船上的人要拿人参来换他们的铁锅。

他们同意了，跟着那三个人上岸交换人参。

结果，这是一个圈套，刚一上岸，数百人突然从丛林中杀出，一下把他们的商队砍死大半。

接着又冲上船，砍杀，最后点火把船烧了。

包括竹内藤右卫门、竹内藤藏和国田兵右卫门三人在内的十五名幸存者就这样稀里糊涂成了俘虏。

却还没弄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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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他们的人押着他们足足走了三十五天，才到达一座“很大的”城市。

大城市的官员问：所押之人（日本人）是什么人？

对方说，是海上来的强盗。

日本人赶紧手舞足蹈地给自己辩白，说，自己是日本商人，在海上遇到台风......然后无端被杀，船也被烧了。

大清官员弄清楚了实情，就把那些人狠狠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对日本人一番安抚，给他们换了衣服，又好吃了一顿，然后送他们上路，去了大清的新都城北京。

说到这里，可能您有点儿糊涂，到底这些日本人漂到了什么地方？砍杀日本人的又是什么人呢？

从地理上分析，他们应该是漂到了中国东北的瓦尔喀地方（也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远东滨海边疆区）。

这地方居住着瓦尔喀人，是“野人女真”的一部。

当时受清朝的统治。

所以他们俘获了日本人之后才会押送大城市，也就是盛京。

日本商船的计划航向和实际漂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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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个日本人离开盛京，路上走了足足一个多月，才终于走到了北京。

此时已经到了1644年十月，顺治小皇帝和孝庄太后刚刚从盛京迁都到北京，所以这群日本人有幸以外国人的身份看到了大清王朝最初入关时的样子。

不过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当时还不知道北京城已经换了主人，仍然把北京说成是“明朝的都城”。

到了北京后，这群日本人受到了清朝政府的特别优待。

给她们分配了住房，还指派了三个仆人专门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

每人每天能得到二三升的大米、一斤猪肉；

还有白面、荞面、茶叶、酒、柴火、油、盐、酱、醋等；

至于衣帽鞋袜床上用品，更是一应俱全。

清朝政府知道日本人爱干净，每隔两三天就允许他们洗澡。

一有身体不适，马上派医生来给看病。

遇到节日，还邀请日本人一起赴宴。

......

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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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日本人在北京呆了近一年时间，得以仔细观察了这个新兴的王朝。

首先是政治方面。

据日本人观察，“鞑靼皇帝当年是八岁（虚岁）”，在他之下，“掌握国家大事的大臣有很多人，我们记得有八个王爷”。

其中，“九王子是皇帝的叔父，是一位年在三十四、五岁、身材瘦长、留有美髯、皮肤微黑、面貌英俊、目光锐利的人。他是皇帝下面第一个有地位的人。”

很明显，这里这里的“九王子”指的就是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画像，相貌特征符合日本人描述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但在努尔哈赤生前受封和硕额真，排名第九，故称“九王子”。

日本人注意到，对于多尔衮，“其他各王和所有的臣下，都尊重他，上上下下都怕他。有什么事情都不能随便参见。趁他上街的时候，借机会参见。街上的行人都得匍匐在地，不许抬头仰视。”

然后对这些日本人，“他却是一个和蔼和容易接近的人。他的态度很温和，在问我们问话时，柔声细语的”。

日本人还说，“鞑靼的皇帝对明朝的皇帝很同情，看来是一位很慈悲的人”。

清朝入关后，为崇祯帝按帝王规格举行了葬礼，所以给了日本人“同情明朝皇帝”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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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军事方面。

日本人发现，“在北京每天都能看到练习弓箭的人”，“骑在马上，一边打马快跑，一边射箭，一边取箭”。

日本人对于他们骑射的功夫也非常佩服，承认“我们日本人，对于骑马赶不上他们那样熟练”。

日本人还发现，满族人骑的战马也非常厉害——

“马匹无论怎样奔跑，也不喘气。鞑靼人骑马，在山岭险路上奔跑，从早到晚，不喂水草。到晚间休息的时候，才喂一些谷草或稗草。”

八旗军正是凭借如此优质的战马，取得了一次次战斗的胜利。

战马质量是八旗军战斗力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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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尚武风气和优质战马，还有清朝的军事制度——

“鞑靼人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军书，无论大武官、小武官，都要认真去读，如果不读，就要受告诫、惩罚。他们经常进行军事教育，上上下下的人，都懂得作战。”

清朝从努尔哈赤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皇太极时代更是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经典著作翻译为满文，要求全体满族官员都要读书、学习。这和武将普遍粗鄙无知的明朝形成了鲜明对比。

满文版《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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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军事教育之外，清朝还有一套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

“对于那些在战场上阵亡的人，照常保有领地和那里的人口。对于作战有功的人，即或阵亡了，也给加官进禄。在战场上负了伤，照常给银饷。一般来说是根据军功的大小来给升官的。”

而要是贪生怕死，后果很严重——

“在战场上临阵脱逃的胆小鬼，不但对他本人治罪，还要把妻子没收入官为奴。”

从努尔哈赤开始，八旗内部纪律非常严格，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即使是爱新觉罗的人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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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仔细观察了满族人的生活习惯。

满族人的外貌是怎样的呢？

“鞑靼人比我们日本人的身体高一些。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剃掉。无论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是一个样。”

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一样的发型和胡须，这一点令日本人颇为诧异。

因为在当时的日本，贵族和武士的发型是独特的“月代头”，刮的跟车道似的。

一般的下级武士和平民，不会搞这种发型。

为啥？

因为没工夫搭理，太麻烦。

只有条件好的武士才把头顶踢得干干净净，梳得整整齐齐。

月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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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还惊讶于一件事，那就是满族人当中的主仆关系——

“他们那里，主人和奴仆的关系，好像父子那样亲密。对待仆人像对待子女一样。仆人也关心主人，像侍候父母那样侍候主人。上上下下，表现出一番亲密的情景。”

满族的主仆关系之所以如此亲密，是因为满族有着特殊的包衣（家奴）制度。

此制度下，包衣不仅仅是伺候主子饮食起居的仆人，也是主子最亲密的心腹。

在清代，有许多重臣高官是包衣出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康熙帝的发小、曹雪芹的爷爷——曹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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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日本人眼中，“北京的人情同鞑靼有些不同，既有小偷，也有骗人的人，看来不是那么忠厚。据鞑靼人讲，自从皇帝进北京，鞑靼人多了，一切都按照鞑靼的法令来办事，可能人心会好起来。”

入关之初的满族，因为还没有接触到内地奢靡舒适的生活方式，因此同明末腐败颓废的社会风气比起来，他们确是要显得雄健质朴得多。

然而日本人没想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满族人也开始变得腐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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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呆了近一年后，日本人表达了想要回家的意愿，清廷批准了。

于是这些日本人在清廷官员的护送下，取道朝鲜，历时半年多时间，才回到了大阪城，结束了这场历时两年的奇幻漂流。

回国后，他们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下了《鞑靼漂流记》一书，为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描绘了新兴的大清王朝的最初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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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德川幕府一直实行严厉的“锁国令”，严禁一切日本船只出海到外国去。

但时常有一些日本船只，因在遭遇台风或洋流，意外漂泊到清朝管辖的土地上。

如《清史稿》就曾记载：

“康熙三十二年，两广总督石琳奏，日本船避风至阳江县。诏资以衣食，送浙江，具舟遣归。”嘉庆元年，嘉庆帝还特地为了日本船漂到中国的事下诏说：“日本商人每遇风暴，漂至沿海，情殊可悯。其令有司送乍浦，附商船归国。”

每次日本船遇难漂到中国，都会受到中国官府的优待，并帮其回国。

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泱泱大国的胸怀和气度，也体现了中国人扶危救难的崇高道德。

日本却从来不知何为感恩……

参考书目：《鞑靼漂流记》、《清史稿》、《明清：海与帝国》、《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