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清咸丰三年所修的《开县志》序中说：“开在秦汉时，其荒僻无论已，即唐代犹为远州，往往为朝廷左迁居之”。查《县志》卷十“秩官”，唐中宗（684）至唐文宗（827）的140年间，在开州任刺史官有史可考的共计20人，其中出任的14人，贬任的6人。韦处厚从京官考功员外副郎出任开州刺史长达三年时间。《汉丰开县志》在乡贤、祥异、仙释、秩官，祠祀、学校、山川、艺文等篇有11处提到了韦处厚，足见其对开县影响之大。

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父韦万，曾任监察御史，生母早丧，事继母称孝。元和初，登进士第，应“贤良方正科”，举拔异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迁升拾遗，并兼吏职，参与编修国史。

当其时，宰相韦贯之十分看重韦处厚，两人交情甚深。韦贯之因得罪皇帝庞臣张宿，被诬以朋党，罢相出京，韦处厚也于元和十一年由考功员外郎出任开州刺史。

唐时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下设各司，考功员外郎属吏部，掌管百姓功过考核，是握有重权的中央职官，被人们称为“显曹”。一个位居显曹的中央职官出任盛山僻郡的刺史，用韩愈的话说：“纳之恶地以枉其材”，一般说来，都是“怨且不怿”、很不乐意的；可韦处厚却不是这样。他在开州历时三载，励精图治，廉洁自律，为开县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和实事。

一是重文兴教，设立学宫，建立儒学署以管理学务。开县儒学署建立在唐元和年间（722年）早于巴东地区其他州县好多年。据《万县地区教育志》载：奉节在宋代庆历年间（1041）；忠县在宋绍圣三年（1096）；云阳在元代至大元年（1308）；万县在明代嘉清元年（1522）；城口在清代顺治九年（1652）；梁平在清代康熙41年（1684）；巫山在清代乾隆50年（1750）；巫溪在乾隆31年（1766）有了儒学署，士人有了读书学习的地方，加上被任或被贬来的开州刺史均出自科举，注重教育，于是学堂、书院、学校这根文脉才绵延下来，有效地提高了开县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二是崇佛敬德，建立长宁寺。开县在东汉建安24年（219）城北盛山就建有庙宇，塑有佛像。后因年久失修，庙宇破败不堪。韦处厚来开州后，与邑人高僧清公、禅师柳律相友善，结为方外交，特地为柳律建了长宁寺（即后来蜀东佛教文化中心的大觉寺）。由是开县的寺院遍及江、东、浦三里。清灯古佛，暮鼓晨钟，佛教的教义抑恶扬善，明心见性，普渡众生。这对和谐民风，确保地方平安，也是很起作用的。

三是开辟盛山十二景观，吟诗作赋，极大地提高了开县的知名度。韦处厚在公余之暇，偕其友人温造、柳律等越梅溪、过桃坞、上竹岩、登茶岭，追云逐月，寻幽访盛。他们以盛山的山、水、景、云作为题材，写成“盛山十二景诗”传至长安，以其襟怀抒达，志趣高远，文辞雅健名重一时，当时的诗人们争相奉和，联成大卷，韩愈为之作序，既美其诗，更重其人，以至洛阳纸贵。这一盛事，深深地打动着千秋后世的文人志士，成为经久不衰的“盛山文化”的本源。

韦处厚来开州作刺史三年，民物雍熙，风调雨顺。其时，开县已有进士二人（崔冲、李潼）再加上温造（开州司马）柳律等文人名士，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学问，饮酒作诗。一天，韦处厚问会相术的清公说：“你能算算我在什么时候调回京城吗？”清公看了看韦处厚说：“一年半载，一年半载！”处厚又问：“我的官能当到什么地位呢？”清公又望了望韦处厚说：“宰相须从江边得”。韦处厚并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

元和15年，唐宪宗为宦官所杀，穆宗即位，韦处厚被召还京师，正好是两个“一年半载”。穆宗在位四年，服长生药病死，敬宗嗣位。敬宗狂恣放纵，在位不到三年也被宦官杀害，由其弟李涵继位，是为唐文宗。韦处厚因佐命有功，受到倚重。文宗在江边祭祀时，拜韦处厚为宰相。

韦处厚在宰相位上，注重实际，反对浮华，提拔、补授的官员或得其宜。他振士友之急，称同列之善，倾听意见，择善而从，只要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就固执己见，显得强而有力，人不敢横议。太和二年（828）十二月，韦处厚上奏之际，突然发病，文宗命中官扶出回到府第，当晚病逝，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