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司马昭、南朝诸帝、杨坚、李渊......为啥封建时代篡位的权臣都享受过“加九锡”的待遇？这当然不是什么巧合，“加九锡”这个动作的出现，本来就是权臣的刻意策划，目的是给自己的篡位增加合法性。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理论，帝王之所以是帝王，臣子之所以是臣子，依靠的并不是武力胁迫，关键在于由纲纪确定了双方的名分；等级分明、上下有序，君与臣、不同级别的臣子，享受的礼仪、使用的器物等规格都是严格区分开来的，若果私自违背规则乱来，那就是“僭越”。

所以孔子才说，“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分、器物，是区分身份、体现等级制度、实现政权体系稳固的根本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爵位/官职纷繁复杂、所对应的待遇严格区分，目的就是为了以严格的等级制定规矩、保稳定。

如果想领略古代的规矩有多系统、复杂，可以查阅儒家经典《礼记》。

大一统时代，虽然传统的礼制已经崩坏，但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动摇，他们是任何王朝都必须依赖的统治基石；同时，得民心者得天下，约定俗成的理念、人们心目中朴素的正义观，都是统治者不得不认真面对的因素。

所以，历代统治者（只要头脑正常）都会重视自己政权的“法理性、正义性”，具体来说，就是让自己的统治权符合儒家传统政治理论，连篡位者也不例外。

大一统时代的首个篡位者——王莽，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合法禅让”流程；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加九锡”。

说到王莽，我们首先会想到他是外戚；但他之所以能够夺取西汉大权，外戚身份只是敲门砖，儒生集团的支持才是关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西汉王朝形成了规模庞大、构成官僚集团主体的儒生群体，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不断上升，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理想，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圣君治国”观，当初推动尊儒的董仲舒曾强调“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即帝王只有具备了相应的德行，才会天赋皇权。

这种理论，很好地帮助西汉统治者巩固了政权。但万事皆有两面性，西汉末期，政治逐渐陷于混乱、腐败，以外戚集团为代表的统治者们“各从其欲，欲所无穷”，西汉帝国则矛盾重重，“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让儒生阶层中兴起了一股“厌汉”的情绪，他们期待一位德行“足以安乐民者”的圣君出现。

出身外戚、但本身却是一名标准儒生的王莽，就以这种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儒士集团的支持下，他完成了由“名儒”向“圣君”形象的过渡，并且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的“合法篡权”流程，大致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舆论营造，主要是利用儒生的话语权，操控社会舆论，人为制造天象、祥瑞、谶纬，以彰显“天意”；

第二步，被封为安汉公、宰衡，并受赐“九命之锡”。所谓九锡，可以理解为九赐，原指天子赐给臣子的九种器物，都包含在礼记中，分别是车马、衣服、乐县（钟磬类乐器）、朱户（红漆大门）、纳陛（阶梯）、虎贲（卫士）、斧钺、弓矢、秬（jù）鬯（chàng）（香酒）。

按照《周礼》、《礼记》的说法，官爵有九个等级，“上公九命”则是最高的等级，于是王莽将“九”与天子的御赐结合，用以体现人臣的最高礼仪。

与此同时，王莽还正式“开府”，建立了一整套独立于朝廷之外的行政机构，为后来取代朝廷中央政府打下了基础。

第三步，在获赐“九锡”四年后，王莽逼迫王太后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正式登上天子之位，改国号为“新”。

就这样，王莽在中国封建时代首创了权臣篡位的先河，而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一系列做法，也被后世的“同行”奉为标准指南。

比如，必定操纵舆论、制造祥瑞，体现自己是天命所归，最经典的莫如赵匡胤的“点检为天子”；

受赐“九锡”、获封王、公，建立属于自己的行政机构，实现取代原有王朝中央政权的无缝衔接。比如曹操受封魏公、建立魏国；司马昭受封晋公、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为下一步奠定基础；

最终目的就是“禅让”，原有皇帝“禅”、权臣必须要“让”，无论自己内心多么渴望帝位，但一定要有再三推辞的动作，最终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下“不得已”接过皇帝之位。

可以说，王莽是权臣届的“教父”。在后世，几乎所有接受“九锡”的权臣，都具备自立门户、鸠占鹊巢之心，这不是什么巧合，就是行业潜规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