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指的是古代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如君主、大臣等去世后一段时间，按其生平事迹来选取几个文字进行评价，这些文字就是这个人的谥号。谥号作为一种评价制度，自西周时期成型，除秦朝时期取消，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才被废除。

《白虎通·卷一》：谥者，行之迹也。

如果想了解一个古代名人的一生，往往可以从他的谥号入手，以其谥观其行。而谥号如何选定，则可以看出上谥者对于这个人的态度，放到皇帝的身上，这种讨论确定谥号的过程，就被称为谥议。

先秦时期：较为公允的谥号评定

先秦时期是谥号的诞生和发展时期，到西周末期，谥号的发展已经十分完善，出现了美谥、恶谥和平谥之分，美谥表赞扬，恶谥表贬损，平谥表惋惜，各有其用途，对君主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不过谥号都是人定的，也必然被人的情感所影响，每个人对先君的观感并不一定相同，所以掌握议谥大权的人不同，先君能够得到的谥号可能完全不同，能够比较贴近现实就堪称公允了。

举个例子，楚穆王弑杀其父楚成王，本想给父亲上一个恶谥——“灵”，结果楚成王死不瞑目，本就得位不正的楚穆王不得不在舆论压力下给父亲上了一个美谥。

《左传·文公元年》：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

楚成王在位期间镇压夷越各族，大力开拓疆域，乃至于北上与齐桓公争霸，并在泓之战中击败宋襄公，一时间称雄中原。他的一生功业，足以获得一个美谥，却险些因为儿子的怨气而变成恶谥。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上一任君主的谥号评定问题上，新任君主的话语权是很大的，随着专制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君主的权力越发强大，这种话语权也水涨船高。

到了战国后期，正常继承的君主已经很少给前任君主恶谥，即便是身死政变的君主，其谥号也常是恶谥和美谥并存，如赵武灵王，“武”是美谥，“灵”是恶谥。

即便如此，为了避免“子议父、臣议君”的情况出现，秦始皇毅然废除了谥号，不过秦朝太短暂，汉朝兴起后，再度使用起了谥号，并且更多地参考儒家的礼仪规范，对谥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朝：完备的谥法制度

汉朝恢复谥号后，制定了比较严格的谥法制度，百官有爵为侯伯才给予谥号，天子的谥号还需要请谥于南郊，祭天而得，将谥号神圣化。

为了执行谥法制度，汉朝设立了专门管理王公列侯谥法的职官大鸿胪，负责给诸王、列侯赐谥，而皇帝、后妃的谥号，也多由礼官拟定，上呈给皇帝批准。

谥议作为议论皇帝谥号的过程，始于给刘邦定谥。

《史记·高祖本纪》载：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

汉朝同时恢复了庙号制度，庙号起源于商朝，跟祭祀有关，周朝并不沿用，到汉朝再次恢复，离商朝已经十分久远，所以汉朝的庙号制度可以说别具特色，并不完全遵从商朝的制度。

给刘邦定谥可以说开了谥议先河，但不知何故，汉朝从上到下都习惯于把刘邦的庙号和谥号合称，称之为高祖，而非单称庙号太祖。

原本的谥号选定多遵从《谥法》，以逝者生前行迹看符合《谥法》中的哪些谥号，然后拿出来议论。不过刘邦作为汉朝的建立者，群臣一致认为《谥法》中没有字眼能够描述他的功劳，就新创了一个“高”字，寓意刘邦功劳最高。

这似乎寓意着汉朝谥议的一个全新方向，即并不一定要完全遵从《谥法》。

由于汉朝年代久远，皇帝的谥议大多散佚，现存的仅有东汉章帝的谥议。

《全后汉文·卷44·章帝谥议》载：臣闻号者功之表，谥者行之迹，据德录功，各当其实。《孝经》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虞书》数尧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文王，纲纪四方。”又曰：“倬彼云双，为章于天。”喻文王圣德有金玉之质，犹云汉之在天也。举表折义，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臣愚以为宜上尊号曰章。

在这段谥议中，礼官没有直接搬出《谥法》，而是引经据典，参考诸多古书，再依据汉章帝生前事迹，主张谥之为“章”，“章”作为谥字, 也不见于现存的《逸周书·谥法解》和《史记正义·谥法解》。

尽管如此，礼官的意见获得了掌权的窦太后（新皇帝年幼）的首肯，前任皇帝从此便成为了汉章帝。

由此可见，谥号的最终决定权始终在皇帝手中，从感情上讲，就不能要求人家儿子骂父亲。加上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主张为君父讳恶，所以漫长的帝制时代中得到恶谥的皇帝少之又少，且其中大多是亡国之君和政变身死，唯一个正常逝世还得到恶谥的便是汉朝的汉灵帝，反而可以佐证一下汉朝谥议的严格。

魏晋南北朝：谥号的滥觞与混乱

汉朝灭亡后，除了西晋短暂的三十余年统一以外，天下陷入长期的割据混战，中原更是反复易手，短命政权多不胜数。

这些政权的建立者，有的是汉人，有的是胡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采用了中原的礼仪制度，于是他们的君主也就有了谥号和庙号。

谥议方面，魏晋南北朝多遵循《谥法》，从《谥法》中选取谥号，比如东晋简文帝，他的谥议是名臣谢安所作。

刘谦之《晋纪》载：安议曰：“谨按谥法：‘一德不懈曰简, 道德博闻曰文。’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仪之景行，犹有彷佛。宜尊号曰太宗，谥曰简文。”

与之类似，著名的北魏孝文帝谥号也是选自《谥法》。

《魏书·元勰传》载：谨案谥法， 协时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闻曰文，经纬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 义实该之，宜上尊号为孝文皇帝。

北魏的谥号很有特色，为人熟知的皇帝都是双字谥号，如道武帝、太武帝等，可事实上北魏也存在很多单字的皇帝谥号，如北魏成帝拓跋毛。

拓跋毛是秦朝时期的人物，被北魏道武帝追尊为远祖，给了一个皇帝的身份，而道武帝可谓尊奉祖宗第一人，一口气追封21代28位先祖为皇帝，其中大多使用单字谥号。自拓跋珪以后的北魏皇帝使用双字谥号，或许有与追封先祖区别的意思。

至于南朝，较多地保留了对谥法的恪守，以单字谥号为主。唐朝成书的《艺文类聚·帝王部》节选了宋武帝、齐武帝、齐明帝、梁武帝等的谥议，文章只保留了宣扬皇帝功绩的的文字，既不谈谥号来源，也不给出具体谥号，可以说是掐头去尾，只保留了阿谀奉承的部分。

隋唐宋元明清：歌功颂德的谥议

隋唐时期，天下重新进入长期的大一统的时代，王朝国力强盛，礼仪方面也有了新的变化。

自从汉初被恢复谥号制度以来，谥号字数的问题便被人提出来讨论过。

《白虎通》载：谥或一言，或两言何？文者以一言为谥，质者以两言为谥。

这次讨论的结果很明确，单字谥号跟双字谥号只是文和质的区别，并没有褒贬的意味，汉朝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有些皇帝用单字谥号，有些皇帝用双字谥号，并无多大改变。即便是唐初，李渊谥号太武皇帝，李世民谥号文皇帝，均在传统范围内。

直到李治时期尊号出现，李治自称“天皇大帝”，便觉得父祖的谥号太过简省，就予以加谥，由此确立多字谥号比单字、双字谥号更为尊贵的观念。

从此帝谥的用字数量就一发不可收拾，唐初诸帝除末代皇帝仅谥为“哀”，其余帝谥字数均在四个字以上，最多的唐宣宗更是高达18个字。

由于谥号变得太长以及庙号普及，称呼皇帝的方式便由此前的谥号变成了庙号，比如刘恒和李世民均是太宗文皇帝（初谥），前者在汉朝称汉文帝，后者在唐朝便是唐太宗。

唐朝已是中古，其谥议留存颇多，现存唐朝谥议文共十篇：高宗、中宗、德宗、穆宗、敬宗、宣宗各一篇，顺宗和宪宗各两篇。

以唐顺宗初谥的谥议为例。

《全唐文·卷479》载：谨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谥法》曰：“宽裕和平曰安，敬慎所安曰孝。”大行太上皇乘运统天，端拱造物，可谓至德。感神翊运，光明正位，可谓大圣。永图丕构，传圣保和，可谓大安。九族安之，兆人赖之，可谓大孝。下采华夷之望，上合神祇之心，请上尊谥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庙曰顺宗。

此份谥议可以说综合了传统派和引经据典派，把古书经典和《谥法》一起搬出来证明这些谥号是多么的好，然后加上一段歌功颂德的文字，以表明这些谥号非常符合先帝的功绩。

这种模式大家都很满意，也就一直延续下去，五代十国、辽国诸帝均沿用这种模式，谥号多为四或五个字。

宋朝则另成一派，形成了初谥为六字，之后再增至十六字的制度，虽有宋徽宗这种增字狂为宋神宗谥号增加至二十字，但整体还是制度化的。

元朝没有继承宋朝繁琐的谥号字数，谥号数字多在五个字左右。到了明朝，更是进一步缩减，明太祖朱元璋初谥仅一字，即“高”。

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后，为显尊崇，将朱元璋的谥号增加至十七字，此后形成定制，帝谥为十七字，最后一字为主谥号，如朱元璋的“高”和朱棣的“文”，故而明朝皇帝反而又可以用谥号称呼了。

嘉靖年间，朱元璋的谥号增加至21字，之后的清朝沿用了明朝的这种制度，只是在其基础上再增加四字，太祖努尔哈赤谥号25字，其余皇帝2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