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99年《卡洛维茨条约》的签订、奥斯曼帝国军事上由进攻转向防守，此后帝国军事一蹶不振。然而这却是欧洲对奥斯曼帝国侵略的开始，奥斯曼帝国势力被列强渐渐驱逐出欧洲。

军事上失败的原因，并非只是武器低下与策略的失当，它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当时国家政治的腐败、经济的衰退以及文化的停滞。在帝国的高层，近卫军团与乌里玛相勾结，时时刻刻威胁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地方，帝国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割据，这消耗国家很大一部分军力，而军事上对外战争的一再失败，更使得各地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在帝国的改革中，军事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稳定有效的军事机制是帝国发展的保障。但是帝国所面临的军事问题确实相当严重的。

首先是武器的落后，传统固有的战术思想局限着帝国军事的发展，后期帝国的军事武器装备基本上是靠从欧洲进口，这就使得帝国在装备上，始终落后于西欧强国的水平。

其次，一些守旧的帕夏，仍不肯放弃苏莱曼大帝时的传统战术，影响了新战术的使用与普及，以致在17世纪在奥地利、俄罗斯军队中早已普及的毛瑟枪，在18世纪的奥斯曼军中仍未广泛使用。

奥斯曼帝国在改革中仍一再扩充军队，以致军队人员庞杂指挥不灵。尽管军事改革的收效甚微，但凭借着条约的签订，帝国军事仍获得了喘息之机，这为帝国其他方面的改革减轻了不少压力。

在18世纪中期，帝国军事开始有所改变，当时的大维齐尔哈米德认为，在以帝国传统制度为体的情况下，可以用欧洲装备全面武装军队。他对西方人士和西化的社会改革，均持一种友好态度。

这次改革使军队的武器基本上得到了现代化，同时培养了一批舰队的军官和指挥人才，边境的防御要塞工事也得到了加强，一定程度上整顿了近卫军团。但是保守派只是出于对改革的憎恨，对于如何应对危机他们毫无办法。

1787年4月，奥斯曼在与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战争中，又一次遭受到了惨败。到十八世纪帝国的官员们已经意识到，纯军事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他们转而将改革扩展到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

随着帝国与欧洲的交往加深，奥斯曼统治阶层对西方制度和文化产生兴趣，引发了对西方知识学习的热潮，改革进入所谓郁金香时期。政府向一些欧洲国家派出代表团加强与其联系，同时搜集欧洲军事知识，希望通过欧洲方式改造奥斯曼帝国的军队。

郁金香时期的改革，是通过汲取之前改革失败的教训得到的启示。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的军事问题，因为传统思维仍占据主导，帝国的经济已是衰败不堪，积重难返。

1768-1774年，帝国败于俄国之手，签订《屈奇克凯纳尔贾和约》对俄的失败，却使得帝国与欧洲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自此“苏丹宣告放弃那些，原属基督教各族人民居住的被征服地区，同时还放弃了在克里米亚的穆斯林地区”。

到谢里姆三世及之后的马赫穆德二世时期，帝国真正放开手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军事改革。这期间虽有近卫军的叛乱，但近卫军的腐朽，己经无法阻止军事现代化改革的步伐。

到马赫穆德二世时期，帝国恢复了较强的中央集权，这很大一方面是因为旧的军队被摧毁。在推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时，重组帝国军事机制成为改革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新式军队建立起来并且牢牢把握在苏丹手中。

在19世纪早期，一个重要的义务兵征召系统，取代了依靠各省的武装系统，军事服役期变得非常长。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义务兵在活动和预备役加在一起20年。

谢里姆三世实现了强兵，而马赫穆德二世基本实现了军队的现代化，而这两次改革并非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改造，而是另外建立新式军队。

在军事改革初期帝国先是比较重视与英法关系，雇佣英法的教官进行军队的训练，但法国和英国列强支持希腊独立，他们还帮助穆罕默德阿里对奥斯曼帝国的敌对行为。

坦齐马特之前的两任苏丹谢里姆三世、马赫穆德二世都将改革的精力主要放在军事上，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坦齐马特时期的目标，就是将诸多政策军事改革制度化。在坦齐马特时期的《花厅御诏》规定“实行正规的、按照规章制度实行的征兵制度”。

1842年为加强中央统治，政府按区域将军事力量重新组合编成6个军团，其中第1、2军团驻防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第3军团驻守马其顿。理论上士兵服役期减至5年，服役期满后尚需加服7年的预备役期，事实上他们在军中的时间多达12年。

这样在帝国境内完成了军队的制度化，加强了帝国对各地区的控制。虽然帝国仍未摆脱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但来自军事方面的压力明显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