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雍正八年以后，内阁大学士改为正一品，至此成为文官的最高品秩。这也就意味着，入仕为官者只要当上了大学士，已经位极人臣无法再升了。那么，大学士如果政绩突出，还会得到哪些常人所无法获得的荣誉呢？

1、加衔、荫子

正一品的大学士级别固然无法提升，但作为朝廷正式的编制，同样也要面临三年一次的考核。清代文官按例三年考核一次，地方官为大计，京官为京察。每逢考核之年，在京各衙门的大小官员都要参加由吏部主持的京察。

按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的京察方式是“自陈”，即以奏章的形式向皇帝陈述三年以来自己的功过得失。京察中最优者列为“一等”，按例要予以晋升。然而大学士已经是正一品无法再升，所以通常是采取加衔、荫子的方式予以奖励。

加衔是清代文官制度中十分普遍的现象，有的加衔是有实际用意的，比如总督例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书衔，是为了监督辖区百官以及节制地方文武。

而有些加衔纯属是荣誉性的，这在京官中更为常见。京官加衔讲究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学士、尚书例加“公孤”衔。通常第一次加衔为太子少保，然后是太子少傅、少师，及至加到太师、太傅、太保为止。

大学士在京察获得一等，或是政绩突出赞襄军务有功，通常都会给予加衔的荣誉。比如刘墉与嘉庆四年主持审理和珅一案有功，被嘉庆帝加太子少保衔。

与明代不同，清代皇帝很少将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授予在世的大学士，大多是死后追赠。因为三公虽是虚衔没有实际权力，但其地位自古以来备受尊崇，甚至被认为是皇帝的老师，故一般轻易不授，就是死后获得三公称号的大学士也不多见。生前若是获得太子太师、太傅、太保等加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

荫子也是清代文官的特权之一，自康熙以后形成定制：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者皆有恩荫。具体是：公、侯、伯一品官荫一子为部院衙门五品缺用；二品官荫一子以六品缺用，三品官荫一子以七品官用，四品官荫一子为八品缺用。

四品以上文官恩荫是一种常态化的制度，人人有份，但仅限于一子。但作为皇帝的心腹大臣，大学士有时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准其二子或三子恩荫。比如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他的几个儿子分别被赐予进士、举人，分发各部为官。

2、冠服、骑乘、入旗等

清代官服制度等级森严，各品级官员不得僭越。原本九品十八级文武各官都有相应的补子和顶戴，但是皇帝为了奖赏有功大员，又会给予一些超常规的待遇。

最常见的有赏赐黄马褂、赐四团龙补服、三眼、双眼花翎等。这些荣誉仅仅限于二品以上大员。有清一代，有不少大学士得到过此类赏赐，比如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就曾获得过黄马褂、三眼花翎之荣誉。

骑乘作为一种赏赐手段也较为常见，所谓的“骑乘之典”通俗的理解就是紫禁城骑马。不过紫禁城骑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在皇宫大内骑马，而是指获得特旨的大臣可以在大内乘坐两人抬的肩舆。

赐给大臣骑乘之典，多为年老功高之大臣，大学士、尚书居多，二品以下官员基本不会获此特权。

入旗是指本来没有旗籍而特许加入某旗的，这种情况就很少见了，而且主要针对的是汉大臣。因为对于旗人来说，皇帝都是给予抬旗的奖励。

根据文献的记载，清代汉人被特旨入旗的仅有两人，一个是在平定三藩中立下卓越战功的张勇，他于乾隆五十九年被特旨从三世孙开始，归入汉军正黄旗。还有一个例子也发生在乾隆朝，文渊阁大学士由于立有军功，他死后上书请旨，希望能入旗，乾隆准其所请，特旨入汉军正白旗。

除了以上几种荣誉外，有突出贡献的大学士还有赏赐金银、赐邸京师、绘功臣画像，甚至还会赐予爵位。不过赐爵主要也是针对旗人，汉臣中除非立有军功者不得予，像张廷玉那样没有军功而授封伯爵者实属特例。

3、有功大学士死后哀荣

大学士作为文官极品，生前该有的都有了，但古人向来看重死后的荣誉，按例大臣死后朝廷都会有表示，皇帝更要对其一生盖棺定论。

大学士死后必须要有一个像样的谥号，多以“文”为谥，这在制度上称“易名之典”。清代统治者对于谥号的给予很小气，非二品以上不予，尤其是以“文”为谥者，必须是翰林出身或是非翰林出身而担任过大学士的。所以，清代的大学士死后一般都以“文”为谥。

此外大臣死后，朝廷还会给予祭葬立碑、史馆立传、入城治丧、配享太庙、入祀贤良祠、昭忠祠等荣誉。有的大学士去世后，皇帝还会亲临又或是派皇子、王公到府祭奠的。比如刘统勋去世时，乾隆皇帝就亲临刘府，当场称赞刘统勋为“真宰相”。

当然有些生前被皇帝认可的大学士，死后也有受到清算的，比如乾隆朝的鄂尔泰、于敏中，皆因罪牵连被撤出贤良祠。不过总体而言，清代大学士善终的仍是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