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近几年，有些人博取眼球，制造噱头，往往会放下操守写出许多所谓的“翻案文章”，美其名曰标新立异，于是在网上出现了许多为秦桧、李鸿章汪精卫等所谓的翻案文章，由此引发激烈讨论，这些完全是搞历史虚无主义，放弃了基本的历史是非观念。研究历史人物，我们不妨从他的细节入手，回顾一下他的生活上的自律与品德，或许不失为另外一种角度。

李鸿章晚年处处嘴上不离开夸赞曾国藩，什么“我老师怎样怎样”，好像这个学生对曾国藩一往情深的崇敬与怀念。其实透过历史资料来看，李鸿章对自己的老师是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在曾国藩活着的时候颇有与老师在做官位置上一争高下，这些事其实曾国藩也都知道，晚年与秘书赵烈文说过自己的孤独，虽然提拔了那么些人，却“鲜有知己”，说白了就是利益交换而已。一向以知人知面的曾国藩晚年往往陷入反思，大清帝国早已江河日下，所谓“同治中兴”无非是并不耀眼的回光返照。

“苦无同志之士，自文忠与江忠烈殁。而同事者鲜能一心。”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门生故旧大多离他远去，巨大的孤独感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仔细算来通过他推荐重用提拔到巡抚位置的已经有几十位，更遑论一生用人数量。虽然以知人、用人为世称道，就连骂了他半辈子、妒忌他一生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可是最终的结局在曾国藩看来还不是“苦无同志”、“鲜能一心”。看来他吸引人才的知人之明“啖之以厚利”只是互相利用罢了。早在咸丰八年，他在家书里这样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然而暮年的他现在一看，用利益吸引来的人，终究不是知己，不是同道中人。

上海被太平军围困在即，求救湘军，曾国藩为难之际，沪上来人说只要派兵愿出十万两银子后才换取湘军派兵。对于派谁去，曾国藩很是踌躇，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弟弟曾国荃，然而此时曾铁桶只顾围困天京，无暇他顾。曾国藩又想到第二个人陈世杰，可是陈也因故未能成行。

此时的李鸿章是出走后不久回到曾国藩身边专注于秘书长职务，当他听说有这样的机会时，自己多次“坚请赴申”，曾国藩最终颇不情愿的让他去了上海。

其实对于委派李鸿章，曾国藩是有着矛盾的，因为此前在自己最为困难的时候李鸿章离他而去，这种破裂后的修复只是表面，内心来讲是永远也无法回到从前的融洽。

再者曾国藩对于李鸿章带兵打仗一直不很认可，觉得他还是做秘书长职务更为合适，写写奏折，给自己出出主意，单飞的话对自己也并无任何好处，认为他早年带兵打仗“专以浪战为能”，并毫不客气地指出：“即阁下早岁在巢县带勇，亦等儿戏，难当大敌。”

而李鸿章极力去上海带兵也有这个原因，一是想彻底离开曾国藩，二是找机会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就像他年轻时写的诗一般“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曾国藩为了顾全大局和毕竟是自己学生的身份来看，他还是默默地为李鸿章布局前程，在给朝廷的的奏折中不遗余力地推荐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实可统带一军，驰赴下游，保卫一方。”

因此，在仅仅十七天之后，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曾国藩对李鸿章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后来没想到在天津的时候李鸿章狠狠地背后给他捅刀子做了一个报答。

二、李鸿章的人品有问题，言不由衷的双面人，对自己恩师背后下黑手。

曾国藩曾以调侃的口气说过李鸿章是“拼命做官”，其实看似玩笑实则也表明了曾国藩对他的某种鄙夷。

对于如何与洋人交往，李鸿章还曾请教过曾国藩，曾国藩写信告诉他：“与洋人交际，……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先疏后亲。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务失。”

在曾国藩转任直隶总督不久就发生了“天津教案”，后来查明却系天津民众误导，最终酿成传教士多人被杀，曾国藩经过长期调查后最终决定处决几人，也就在这个时候，清廷任免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但是李鸿章非要等曾国藩把罪犯处死后再交接工作，这个杀人的恶名留给曾国藩。这件事对于曾国藩的刺激太大了，他蒙受了巨大压力和委屈，再次被骂为“卖国贼”等等恶名，悬在北京湖广会馆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被人砸烂。他本人也多次说此案对外“过柔”，“寸心抱疚”，“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经受这次强烈打击后，一年半后就在南京病逝。因此，从做学生的角度来看，李鸿章对老师的举动实在说明了他的人品有相当的问题，在比曾国藩地位还高之后，李鸿章越来越在心底生起许多仇恨，这事曾国藩也早都知道，只是不必说透罢了。

三、李鸿章对清朝军队腐败有着不可推卸的带头作用。

光绪元年，同为曾国藩幕僚，时任易州知州的赵烈文就曾指出，当时李鸿章领导下的军队极端腐败，普通兵丁被盘剥严重，而他“合肥公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捐创善堂及官幕、游客或赡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令营中貲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赵烈文认为，清军腐败，战斗力减弱，李鸿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赵烈文感叹军队的一些军官已经不要头衔，而想要去地方做官，于是就要结交联络人脉，办公薪水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最后赵烈文感叹：“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能静居日记》此后不久便辞职归乡。可以说赵烈文看到的是当时李鸿章领导下的军队腐败不堪作战的实质。

此外大是大非面前，李鸿章的民族气节与左宗棠完全不可相比。

李鸿章等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西北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

左宗棠力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西北，则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西北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以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绝不可行。

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光绪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左宗棠拿着朝廷颁布的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择机出塞平叛的旨意后，对身边的人深情的说，我自己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并不是自己还要争取功名，我决意出征，实在是要为国家社稷考量，许多人听了这话都非常感慨，难怪大家都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自曾国藩病逝后，大清再除了左宗棠再也找不到其他人来充当“柱国”的重要角色。

而李鸿章则涉嫌出卖大清利益的事情则不胜列举，看他身后留下的巨额财产便可判断出他绝非是曾国藩、左宗棠一类的清官。

给李鸿章翻案的第一人是梁启超，但是他在对于曾国藩评价上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公正和克制。

梁启超非常推崇李鸿章，并给他写了《李鸿章传》，但是他还是能从一定高度看待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的结论：“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唯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曾国藩提斯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