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1853年3月，太平军杀进南京，盘踞东南，与大清隔江对峙。从起义到定都，太平天国只用两年时间，这足以证明八旗、绿营这两支正规军已经不堪一击，无法完成拯救大清王朝命运之重任。此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私人武装”（湘军）强势崛起，为大清武装力量注入了新鲜血液，并最终消灭太平天国，为大清续命50年。

那么，曾国藩用多长时间才扑灭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呢？从湘军组建起，用时11年；从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掌握地方大权起，只用4年。可知，曾国藩的这支“私人武装”之战斗力非同小可，是太平天国的掘墓人。这就有意思了，八旗、绿营这两支正规军都搞不定太平天国，为何曾国藩的“私人武装”却可以呢？这与湘军之结构、特点密切相关。

一、兵归将有，兵将关系密切，指挥灵活

封建王朝为了避免将帅拥兵自重，进而威胁中央集权，一般都会采取兵将分离之做法，将统兵权、调兵权分开，从而将武装力量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唐朝的府兵制、明朝卫所兵制、清朝八旗、绿营兵制等就是典型。

兵将分离，调兵权与统兵权分开，这对强化中央集权非常有力，可缺点也不少，尤其是到了王朝末期更是弊病百出。这缺点就是，将领、士兵彼此之间不熟悉，练兵之将非统兵之将，统兵之人非练兵之人；士兵之间也不熟悉，彼此间没啥感情，配合不默契，乃败亡不相救，各玩各的。如此，岂能打得赢呢？

曾国藩：“近时各营之兵，东调一百，西拨五十，将与将不和，卒与卒不习；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且各怀携贰，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鄙意必须万众一心，诸将一气，而后改弦更张，或有成功之一日。”

正规军兵制弊端重重，曾国藩决定改弦更张，用募兵制取代世袭兵，效仿明朝大将戚继光束伍法，组建新式武装力量，完全由自己掌控。其一、士兵由将领亲自招募，兵归将有，士兵必须服从将领指挥。

其二、士兵招募对象必须是湖南籍农夫，且取具保结，也就是要有担保人。因此，湘军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非常明确，兵勇服从什长，什长服从哨弁，哨弁服从营官，营官服从统领，统领服从曾国藩一人。此外，这些将领、士兵，几乎都是同学、同乡、同族，乃至亲戚、父子兄弟等关系，彼此非常熟悉。

如此一来，湘军在指挥上非常灵活，士兵与士兵之间，将领与士兵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这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之一。正如曾国藩所说：“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

二、书生为将，农夫为兵，重视将源、兵源

俗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实则不然，曾国藩就很看好书生，而不太喜欢任用武将来统领湘军，可谓是“逆其道而行”了。曾国藩麾下统兵之将与幕僚，几乎全部是儒生，如罗泽南、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宾、郭嵩焘、李元度、彭玉麟、李续宜、赵烈文、沈葆桢，等等。据罗尔纲先生考证，湘军将领中，儒生出身者达104位，占据绝大多数；幕僚15人，是清一色的儒生；帮办10人，也全部是儒生。可知，儒生在湘军中之比例非常高。

那么，为何曾国藩重视儒生呢？主要有这么几点。其一、儒生讲求“忠义”、“血性”，不会临阵抛弃队友，不会见死不救。其二、儒生“功名”欲望强烈，这些落魄的知识分子，渴望出人头地，实现人生价值，自然舍得卖命。其三、儒生会“治民”，行军打仗之同时，还可以治理一方，争取民心。其四、儒生“耻于言利”，碍于面子，不好抢夺功劳，从而少了叛逆之心。总而言之，儒生就是好用，还不讲回报，符合曾国藩心意。

书生为将领，士兵则从山地老农中招募，城市小民、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天地会等，则一概不收。“择其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受用。山地之民多彪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之所以选择山农为兵，其实原因很简单。山地农民比较老实、朴素，非常好驾驭，让干嘛就干嘛；让冲锋就不会后退，一战到底。农民穷苦，贫困潦倒，生活非常艰难，而当兵不但有饭吃，还可以领取高额薪水，自然会舍得卖命。

此外，山农为兵作战之前，必须要“取具保结”，有担保人。如此，山农很少临阵溃逃，乃至径常跑回家，否则一家老小之日子必定不好过，会受尽乡人冷眼。所以，山农会服从命令，奋勇杀敌，却很少溃逃。

三、饷银优厚，重赏之下出勇夫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钱”到位，就没解决不了的事。但是，国家财政能力有限，正规军之饷银不会很优厚，能确保温饱已经很不错了，发家致富则几乎别想。湘军，典型的“私人武装”，不属于国家编制内武装，无法得到朝廷有效之饷银供给，生存十分艰难。对此，曾国藩决定就地筹饷，“不可仰他人”，自己来解决军费问题，给予大伙高额薪水。

湘军筹饷之主要方式，大致说来有这么几种。曾国藩掌握地方实权之前，主要是靠“捐输”，也就是让地方官员、豪强、地主、商人、士绅等主动“捐钱”，给湘军赞助费，“专恃捐输一途，以济口食之需”。但是，此种筹饷方式不稳定，难以保证军费来源，也难以扩充部队。曾国藩掌权后，节制东南四省，则大规模实行“厘金制度”，设立关卡征税，并染指关税、盐税、漕银等，湘军从此不再缺钱。

财源有了保证，为刺激士兵卖命，曾国藩在饷银制度上下足了功夫，湘军之薪水要远远高于八旗、绿营这两支正规军，用“金钱”打造出劲旅。例如，湘军陆师士兵一月薪水为4两2钱，八旗步兵为2两5钱，绿营步兵为1两5钱；湘军士兵之待遇比八旗、绿营高出几倍，岂能不卖力呢？

如果士兵不幸阵亡，抚恤金也非常高，“其阵亡者恤银30两，伤重者15两，次者10两，又次则5两，残废者另加。”士兵待遇高，将领则更高，“营官每月饷银260两”，这是啥概念？清末银贵钱贱，一两白银等同于3000文铜钱，一文铜钱可以买个面包，260两月薪，绝对算是高薪厚禄了。

王恺运在《湘军志》中说：“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则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饷银优厚，将领、士兵自然卖命，王定安《湘军记》道：“陇亩之民，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如此，当兵等同于“发财”，何愁战斗力不强呢。

四、严格训练，强化教育，打造“军魂”

没有灵魂、没有信仰的军队，是打不赢战争的；没有“军魂”的军队，只能成为敌人刀下之冤魂。例如，高薪待遇的“雇佣军”，这些拿钱就卖命的主，战斗力强悍没错，但纪律堪忧，缺乏“军魂”，小规模作战还行，大规模战斗则必败无疑。湘军对手是强大的太平军，号称有“百万劲旅”，雄视东南，而不是一些小股土匪，随便吊打。

若想战胜太平军，曾国藩必须严格训练队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打造出“军魂”，从而能在激烈、残酷的战斗中获得胜利，最终消灭太平天国，实现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业。曾国藩强调：“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军勤则胜，军惰则败。”为此，他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规则：每天点名、操练、扎马步、巡逻、放哨、负重跑步等，且本人亲自督察，以防将士懈怠。

严格训练，保证活命之同时，还可以击杀敌人，这是湘军必备之基本功，否则一上战场就毙命，还谈何建功立业呢？当然，只是强化训练还不行，思想政治素质过硬才是关键，军队必须要有“信仰”，为捍卫“信仰”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如此才是真正的劲旅、雄师。为此，曾国藩制定了严格之营规、军规，将军营纪律与封建宗法道德观念糅合在一起，教化官兵“忠君爱国”之道，坚守自身之“道德底线”。

在家服从族长、父亲、兄长，在军则服从将官，绝对拥戴上司，执行上级命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为达成思想政治教育之效果，曾国藩“每逢三、八操练，集诸勇而教之”，使士兵“有礼、有法、有号令”，从而甘愿在战场上冲杀，为“信仰”而战斗。

五、经典大会战，检验了湘军之战斗力、意志力，这是一支劲旅

曾国藩麾下湘军，士兵强悍，训练有素，思想政治过硬，指挥灵活，待遇还非常优厚，其战斗力之彪悍，战斗意志之顽强，是可想而知。与太平天国的这几次大规模会战，足以能够检验湘军之战斗力、战斗意志；这是一支劲旅，有望消灭太平军，实现大清王朝之中兴。

1854年4月，湘潭大战，塔齐布率4000兵马，击毙太平军西征主力2万余人，主帅林绍璋仅率4位骑兵逃跑。要知道，当时湘军才初出茅庐，却能打赢前期太平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的。同年10月，湘军水陆主力2万余人，在田家镇击败太平军10余万人，秦日纲、韦俊、陈玉成等被迫退守安徽。

田家镇，乃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之防御重地，湘军仅1个月就打破防线，确实够厉害。1855年1月，湘军水陆两师在湖口、九江一带惨败，损失兵马5000余人，伤了元气。但是，湘军并未撤围，继续围困九江、湖口，只是转入防御态势而已。

天京事变之前，太平军战斗力强悍、战斗意志顽强，湘军能多次获胜，确实不简单，即使惨败，也不会乱了阵脚，其战斗意志由此可见一斑。天京事变后，太平军虽然损失很多老兵，可规模很大，后期还装备洋枪、洋炮，火力十分强大，尤其是李秀成、陈玉成麾下劲旅，更是不容小视。

1859年8月，刘长佑率9000兵马追杀石达开几十万大军，从宝庆追到广西，搞得翼王狼狈不堪。1860年8月开始，湘军与太平军展开持续一年的安庆会战，4万兵马硬是抗住了英王陈玉成军团，还成功攻破了安庆，全歼守军16000余人。

1862年5月，九帅曾国荃孤军深入，扎营雨花台，又适逢江南瘟疫，所部减员不少，能战斗的不足15000余人。此时，忠王李秀成率13王40万大军从苏州杀来，与九帅展开为期44天战斗，却无法突破湘军构筑起来的壕沟、堡垒，天京之围无法解除，只能撤军而还，湘军成功守住了营垒。

从上述可知，曾国藩这支“私人武装”（湘军），士兵彪悍，意志顽强，指挥灵活，在高额饷银之利益刺激下爆发出了巨大战斗力，成为太平天国之劲敌与掘墓人。1864年7月，就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取得地方实权之第四年，湘军“吉字营”攻入天京，灭亡了太平天国，为大清再续命近50年。

参考书目：《湘军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