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都南京，陷入两线作战，顾此失彼，活活被耗死

南京，号称“虎踞龙盘”，有长江、紫金山、钟山等险要天堑，其丰富之物产又为城中居民提供源源不断之物资支持，明太祖朱元璋正是在此建都，而后北伐中原，一举推翻元朝。然而，南京并非理想定都之处，朱元璋就曾想过迁都，可惜未能实现，最后朱棣迁都北京，南京为留都。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确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也是其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了，这并不是从历史的经验出发立论，说什么定都南方，容易被北方政权消灭之类的套话。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错误是，军事上陷入两线作战局面，顾此失彼，疲于应对，活活被清朝耗死。可以说，这是一个战略性错误，若不能及时纠正，赢得胜利之机会非常渺茫。

纵观定都南京后11年，太平天国的军事上斗争都是围绕着“守卫南京”，全部精力集中在如何维护天京安全这问题上，从而束缚了手脚，错失战机。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随后分兵北伐、西征，两场军事行动之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天京安全。

北伐，目的是阻止清军南下，为西征顺利进行创造条件；西征，目的是夺取长江中下游广大产粮区，为天京提供物资供应之同时建立战略屏障。结果呢？北伐惨败，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猛将要么阵亡，要么被凌迟，搞得全军覆没；西征呢？算是有所斩获，可因兵力缺少，没能及时扑灭湘军，反而一步步壮大了这些掘墓人。就此而言，定都南京算是军事上的一大错误。

1856年3月，翼王石达开在樟树镇击败周凤山湘军陆师主力，太平军趁机夺取江西各州府，控制了全省八府四十七县，将曾国藩围困在南昌孤城。此时，韦俊在湖北武昌击毙湘军二号人物罗泽南，湖北湘军士气衰败；胡以晃、黄玉昆在萍乡一带击败刘长佑，湖南湘军未能入赣。换句话说，曾国藩已经陷入绝境，若是再努力一把，必定可以攻破南昌，活捉曾国藩。

只要曾国藩一死，湘军内部自然会分裂，慢慢沦为一般性的团练武装，不再成为大患。很可惜，吉尔杭阿、德兴阿、向荣、张国梁等统率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等乘机围攻天京，并派红船拦截江面，阻断天京粮草供应。

此时，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立刻从安徽战场东征，胜败未分，呈僵持状态。为此，杨秀清只好下令让石达开率翼殿兵马东征，一起摧毁“江南大营”，曾国藩就此逃过一劫，后患无穷。此后，陈玉成、李秀成中兴太平天国时，同样陷入两线作战局面，时时得回援天京战场，错过了许多次翻盘之机会。

二、错误的分兵北伐、西征，两线均不顺利，错过灭清之机会

在兵力不足之情况下，同时分兵北伐、西征，这不得不说是一大败笔。李秀成在自述中谈到的“十误”中，其中“四误”与北伐、西征有关，即是：派林凤祥分兵扫北、曾立昌北援、秦日纲北援、林绍璋湘潭覆没。从军事斗争角度看，这四次军事行动可谓是大错，不但损失众多精兵良将，而且还错过了灭亡清朝之绝佳机会，胜负之天平由此慢慢改变。

定都南京时，太平天国可投入战斗之武装力量最多10万，所谓的60万大军包括家属，不能全算战斗力量。这10万人多不多呢？从清朝兵制看，如果这10万人能够同时投入战斗，就非常多了，可以碾压清朝任何一个军团，况且清军此时又腐朽透顶，战斗力低下。

想当年，康熙大帝亲征噶尔丹，投入战斗兵力的也就6万余人；雍正年间，傅尔丹、岳钟琪常年与准噶尔部斗争，手中兵马共六万，岳钟琪4万屯驻巴里坤，傅尔丹2万屯驻可科布多，这已经是清朝可用兵马之极限了。当傅尔丹轻敌冒进，在和通泊之战被小策棱敦多布几乎全歼时，雍正便对蒙古议和，暂时休兵。可以说，清朝投入战斗之机动兵力不多。

太平天国拥兵10万，如果同时投入某一战场，要么北伐、要么西征，其效果必定大不一样。若是北伐，10万军队攻入北京绝对没问题，毕竟林凤祥2万就能打到天津，吓得咸丰想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而且清朝东拼西凑，才组建出僧格林沁和胜保两大军团，共六万人。

区区六万杂牌兵马，如何是10万虎狼之师的对手呢？若是西征，10万大军也大有可为，拿下南昌不成问题，在湘潭击败湘军，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也不是问题。可惜，太平天国却分兵北伐、西征，将有限的兵力三分到两个相互不能支援的战场，代价惨重。北伐失败，不用说，绝对伤筋动骨；西征受挫湘潭，2万精锐阵亡不说，还养肥了湘军。

三、糟糕的扩军行为，大量招收天地会、散兵、游勇、土匪等，军纪败坏

强大的武装力量是战胜敌人，赢得革命胜利之关键，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便是这个道理，毕竟敌人不是慈善家，会拱手让出政权。就战斗力而言，前期战斗力可谓一流，吊打八旗、绿营、湘军不在话下，正如《贼情汇纂》所言：“况真贼皆粤人，今到湖湘，都成亡命。自粤西至武昌，离乡既远，退有重兵，无可逃散，其势不得不直前。”

事实的确如此，太平军打武昌时，林凤祥带500兵马冲入缺口，追着几千满洲铁骑、绿营一顿乱打；北伐时，林凤祥、李开芳区区2万兵马，居然能纵横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不到半年就杀到了天津城下。

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东殿、北殿、翼殿、燕殿等几大实力派自相残杀，2万骨干力量死于内斗。1857年5月，石达开一言不合就单干，带走近10万精锐，李秀成直言：“带走合朝文武，精兵悍将”，也不冤枉他。

经此巨变，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为了解决军事危机，挽救颓势，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等人只能大量扩招军队，将天地会、散兵、游勇、土匪等拉进队伍。如此，太平军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体素质下降几个档次，不再是劲旅。正如李鸿章在奏折中所说的：“未尝习技射，未尝分队伍，未尝知战斗，不甚耐战。”其言语对太平军不可谓不轻视，却也符合事实。

除了战斗力不行，这些军队的纪律也很差，革命意志更是谈不上，动不动就几万、十万、十几万兵马向清军投降，而且是毫无受损之情况下“请降”，着实令人大跌眼镜。之所以如此，很好理解。新招收的这些兵，成分复杂，平时就经常干些打家劫舍之事，毫无纪律可言；之所以加入太平军，大多是为了生计，为了混口饭吃，谈不上有理想，有追求。

更关键的是，他们不是广西的“老兄弟”，基本不受拜上帝教影响，革命意志不坚定，一遇挫折便投降。事实证明，太平天国后期投降的高级将领，几乎都是三江两湖人员，如苏州八大降将、程学启、钱桂仁、骆国忠、薛之元、童容海、李昭寿、苗沛霖，等等。

从上述分析可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无疑是失败的，从战略部署到战术指挥，从军事训练到兵员招收，无不是如此。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甚至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灭亡，这一点毫无疑义。太平天国不缺诸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洪仁玕等理性人才。

若是军事上取得胜利，太平军牢牢控制所占领之地盘，他们将能在一个比较安定之环境下进行内部整顿，纠正拜上帝教过于偏激之弊端，从而争取到汉族知识分子支持。如此，太平天国将有望推翻清朝，实现朱元璋式的辉煌。

参考书目：《太平天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