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将领沼田多稼藏，曾参加了“热河战役”、“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南昌战役”等，先后出任冈村宁次、河边正三、阿南惟几、寺内寿一等人的参谋长，犯下了许多战争罪行，最后军职为日本南方军总参谋长，因“橘丸事件”被美军横滨军事法庭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沼田多稼藏出生于1892年4月18日，1912年5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步兵科，与铃木宗作、横山静雄、岩永汪、河边虎四郎等人同学，1916年12月9日考入陆军大学校第31期，与小畑英良、饭沼守、神田正种、秦彦三郎、樱井省三、喜多诚一、波田重一、铃木宗作、北野宪造等人同学，并于1919年11月26日毕业，被分配至参谋本部任期，期间曾撰写了一部《日俄陆战新史》。

“九.一八事变”前后，沼田多稼藏在陆军省军务局动员课任职，是日本陆军“第一大脑”永田铁山麾下的得力干将，1932年12月18日被外派至关东军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此时正值武藤信义再度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不久，即开始在山海关制造事端，与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发生激战，致使“天下第一关”被日军占领。

武藤信义随即又发动了“热河之战”，并派遣第六师团、第八师团等部队先后占领了赤峰、承德、冷口等地，野蛮地将热河省划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这还不能满足侵略野心，又开始进攻长城各隘口防线，觊觎中国华北地区，中国守军被迫在长城一线浴血奋战，而沼田多稼藏作为关东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参与了这一系列作战的策划和制定。

1934年5月7日，沼田多稼藏被派往罗马，出任日本驻意大利大使馆附武官，期间正值墨索里尼派兵入侵并占领了埃塞俄比亚，沼田多稼藏曾作为军事观察员前往观战，并将观战情况，向日军大本营作了详尽的书面汇报。

1936年8月1日，沼田多稼藏奉调回国，并在参谋本部任职，同年12月1日调任第十师团第8旅团步兵第39联队长，其时师团长为松浦淳六郎中将，由于此人是“皇道派”骨干成员，在1937年3月的常规人事调整中，受到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的整肃，被转入了预备役，并由矶谷廉介继任师团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矶谷廉介率领第十师团于8月中旬从天津大沽口登陆，被编入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作战序列，沿津浦路向沧州、保定一线攻击作战，先后攻占泊头、德县、临邑、商河等地，并于当年12月占领了济南，沼田多稼藏的步兵第39旅团隶属于长濑武平的第8旅团。

1938年1月，第十师团攻占兖州、济宁、邹县等地之后，下一个进攻目标就是滕县和台儿庄，而担任攻击任务的是第33旅团，由新任旅团长濑谷启少将编成“濑谷支队”主攻，防守滕县的是王铭章的川军第122师，这场异常惨烈的攻防战，曾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再现过，滕县最终于3月18日被攻陷，日军当晚又攻下了临城，然后兵分两路南下，进攻目标直指台儿庄。

固守台儿庄的是池峰城的西北军第31师，抱着与台儿庄共存亡的决心死守城池，给攻城的“濑谷支队”予以重创，当双方战斗呈胶着状态之时，沼田多稼藏奉命将自己麾下的步兵第39联队第1大队增派给了“濑谷支队”。

两军相遇勇者胜，“濑谷支队”的攻城最终因疲倦而暂停进攻，池峰城乘夜暗派出敢死队袭击了日军营地，这一招出奇制胜，打得日军丢盔卸甲，而汤恩伯的中央军第20军团这时也迂回到台儿庄，“濑谷支队”撤退不及而陷入重围，中国军队最终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由于“濑谷支队”伤亡惨重，亟待休整并补充兵员，原本担任警备和预备任务的长濑武平第8旅团被编成“长濑支队”，并于1938年4月中旬集结于枣庄地区，开始参加进攻徐州作战，沼田多稼藏率领步兵第39联队与“长濑支队”主力，推进至兰陵以西地区，又先后攻占肖汪、胡山、禹王山等地，并在禹王山遭到滇军卢汉部的顽强阻击。

1938年5月中旬，沼田多稼藏率领步兵第39联队随师团主力集结于临城，然后西渡微山湖，在占领湖西地区之后，迅速南下围攻徐州，很快就推进至徐州以北地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最终会师于徐州机场。

此时武汉会战被提上议事日程，为了实施武汉会战，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6月21日在南京成立了第十一军司令部，沼田多稼藏于6月22日被调任第十一军参谋副长，协助参谋长吉本贞一辅佐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第十一军下辖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伊东政喜的第一零一师团、松浦淳六郎的第一零六师团以及“波田支队”等部队，本间雅晴的第二十七师团也7月15日被编入该军，隶属于华中派遣军作战序列，是日军实施武汉会战的主力。

沼田多稼藏全程参加了武汉会战，中国军队高层吸取了南京保卫战的经验和教训，在武汉外围部署了重兵，逐次阻击和抵抗日军的进攻，以时间换取空间，在组织武汉有序撤离之后，主动放弃了武汉，给日军留下一座空城，华中派遣军畑俊六乘军舰抵达武汉，并举行武汉入城仪式。

武汉会战后不久，沼田多稼藏晋升陆军少将，并于1939年1月31日升任第十一军参谋长，开始直接辅佐冈村宁次，于1939年4月发动了南昌会战，并以伊东政喜的第一零一师团和松浦淳六郎的第一零六师团为主力攻击南昌，结果这两个战力较弱的师团，仅用七天时间就占领了南昌，战况进展之快出乎所有人预料，显示出沼田多稼藏出色的参谋才能，并也由此一战成名。

由于铃木贞一曾经担任关东军第三军参谋长的缘故，经铃木贞一的举荐，沼田多稼藏于1941年4月1日调任第三军参谋长，辅佐新晋第三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此时第三军下辖本多政材的第八师团、樋口季一郎的第九师团、笠原幸雄的第十二师团、伊藤知刚的第五十七师团以及第4独立守备队、第1、第2、第10、第11国境守备队等部队，驻屯在中国东北延边地区，担任防御苏联的任务。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兵分三路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此时日本已经与德国结盟，日军大本营企图乘机北进苏联，与德国一起两面夹击苏联，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为此举办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此时关东军与驻朝鲜军的总兵力达到了85万多人，但日军大本营最终还是放弃了“北进计划”。

1942年8月1日，第十二师团长笠原幸雄升任关东军参谋长，沼田多稼藏继任第十二师团长，此时该师团下辖步兵第24联队、步兵第46联队、步兵第48联队及野炮兵第24联队等，隶属于关东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作战序列，除了担任防御苏联的警备任务，另外还经常讨伐抗日武装力量。

1943年10月29日，沼田多稼藏升任关东军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辅佐司令官阿南惟几大将，其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10月30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和第二军司令部从关东军调出，前者调往西南太平洋战场的新几内亚，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直辖，后者调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列入日军南方军作战序列，以抵抗美澳联军的反攻登陆作战。

1944年12月26日，沼田多稼藏被调任日本南方军总参谋长，辅佐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其既是南方军第五任总参谋长，也是最后一任总参谋长，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南方军总司令部先后设在新加坡、马尼拉、西贡和大叨，自从盟军开始发起反攻之后，南方军与日本本土的战略联系就被切断，兵员和物资再也无法获得日本本土的补给，直到裕仁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12时发布了《终战诏书》。

沼田多稼藏与寺内寿一别无选择，只能“承诏必谨，誓安圣虑”，并于1945年9月12日指派麾下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作为投降代表，代表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和总参谋长沼田多稼藏，在新加坡市政厅签署了投降文件，并向盟军受降代表蒙巴顿上将呈献军刀以示缴械投降。

日本南方军是日本陆军最具有战力的军事集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判为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和武藤章都曾在南方军担任高级将领，在马尼拉被判处死刑的还有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寺内寿一因死于癌症而逃脱了审判，而沼田多稼藏则因“橘丸事件”被美军追责，经过美军设在横滨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满释放后经历不详，只知道其死于1961年11月15日，生前曾获得功二级金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