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八十五年前的“西安事变”，以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重大历史意义而载入史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受人尊敬的“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作为中国现代史中的一次重大事件，能被老百姓记住的不仅是其意义和几个当事人的名字，更会记住的是事件的核心两个字，即“

捉蒋

”。

1979年4月，当年曾参与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叶剑英元帅故地重游，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提笔赋诗一首：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可以说，叶帅这首诗篇气势恢宏、浪漫中饱含感慨，情意十分真切。

诗中即用了点睛的“捉蒋”两个字，道出了“西安事变”的关键所在。

如今，人们到古城西安，到临潼区骊山风景区游览，当年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在此活捉狼狈不堪的蒋介石的地点，是必然“打卡”参观之处。

因为在临潼骊山上有个著名的亭子，尽管如今它已改称“兵谏亭”，但在人们口中还是习惯叫它的曾经响亮的名字“捉蒋亭”。

鲜为人知的是，这座知名度极高的“捉蒋亭”，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它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十周年时，由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胡宗南为吹捧和讨好蒋介石而修的，但当时可绝不敢叫这个亭名。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置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呼声于不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主张，1936年12月又亲自跑到西安，督战围剿陕甘宁边区将北上抗日的红军。

蒋介石的举动，无疑加剧了他与主张抗日的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张、杨二位将军在多次进谏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为民族大义，为国仇家恨，联手发动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参加兵谏的部队对华清池形成包抄之势。下榻于华清池五间厅的蒋介石被枪声惊醒，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住所后窗跳出逃跑，藏身于骊山半腰一虎斑石东侧石缝内。后来被搜山官兵发现挟持下山，送往西安新城黄楼暂住，实际上是软禁起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对自己这一不光彩的经历一直讳莫如深。

12月25日下午，在重获自由返回南京的路上，蒋介石就开始酝酿报复张学良，杨虎城的狠毒计划。他命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对张杨的训词》。

据说在事变凌晨背着他逃出住所的那个侍卫小兵，一夜之间被他提拔为少校军官。

回到南京之后，蒋介石又亲手撰写了《西安半月记》。他在文中斥责西安事变为“托兵谏之名，行劫持之实”的

叛变

。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那夜出逃骊山藏身的石缝一带，反被一些会阿谀奉承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歌颂为委员长“壮举”之处。

最初，蒋介石铁杆智囊、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此修建了砖木结构的纪念亭，以示纪念。

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的暗中怂恿下，各地掀起一阵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风潮，凡是蒋介石住过的地方，纷纷开始修建纪念建筑。

此刻坐镇陕甘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北王”胡宗南，自然不甘落后。他既是蒋介石心腹爱将，又是蒋介石在黄埔的得意门生，表现要更突出一些。

但是在西安，能与蒋介石沾上边的，基本上都与“西安事变”有关，他只好在这上面作点文章，意思意思。

1946年，算起来距离“西安事变”发生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于是，胡宗南以纪念事变十周年为契机，在这年3月发起让黄埔军校七分校千余名士官募捐，在当年蒋介石跑到骊山虎斑石崖缝隙藏身处，拓出一块平地，专门建起一座高四米，宽两米半的仿古建筑四角纪念亭，而且建造亭子所用的材料全部从国外进口。

（蒋介石与胡宗南）

亭子修建成了，胡宗南等人起名“民族复兴亭”，匾题“蒙难亭”，后又改称“正气亭”。

由国民党要员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戴季陶、陈诚、胡宗南等人题写的“蒋委员长蒙难处”“民族复兴纪念石”“虎谷龙岩”“天地正气”“仰之弥高”“精诚为国 乃开金石”“正气浩然”等手迹，也先后被镌刻在亭子周围的崖石表面。

这显然是对蒋介石的无耻吹捧。逃跑被捉，竟然成了所谓“浩然正气”！“委员长蒙难”倒是比较贴近史实，而“正气”或“民族复兴”似乎有点太扯了。其想要掩盖历史真相的企图十分明显。

1949年5月，西安临潼解放。几个月之后，古城人民听说了爱国将领杨虎城在重庆被蒋介石杀害的消息。

一些愤怒的西安百姓闻讯后冲上骊山，砸掉了吹捧蒋介石的“蒙难亭”牌匾，涂抹了崖壁上的石刻，有人还在此处插上了“蒋贼被擒处”牌子。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重新整修了骊山上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亭子”，并顺应民意将其更名为“捉蒋亭”。

“捉蒋亭”从此真正名扬海内外。

198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为了缓和两岸关系，也为和平统一祖国的形势需要等原因，“捉蒋亭”被改为“兵谏亭”。亭子周围一些曾经的石刻也被恢复，还补充了许多新的精彩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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